近日来，耶鲁大学法学院蔡美儿教授《虎妈战歌》一书，引发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差异的大争论。包括《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在内，美国诸多媒体卷入了争论漩涡。这场争论，触及了两种文化最内核的一些东西，比如两国家庭的育儿哲学差异，两种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不同期待。而这个争论的“大气候”，则是美国人对教育体系深重的危机感。2010年末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说这个年代是美国新一代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

美国教育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斯普特尼克是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放的人造卫星。这颗卫星上天之后，美国人深受刺激，觉得被苏联人抢了先，美国落伍了。这种耻辱感激发了美国后发制人的动力。这种刺激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深入到千家万户。我曾听过 电影《农民宇航员》(The Astronaut Farmer)的原型希克姆（Homer Hickam）绘声绘色地描述斯普特尼克上天如何激发他和小伙伴们在自家院子研制火箭的故事，这让我也对“斯普特尼克”造成的思维 冲击有了深刻印象。奥巴马所言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指的是在教育领域的挫败。放下如此重话，足见奥巴马觉得美国的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挫折感的直接诱因，可能是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美国被其它国家甩到了后面。2010年，全球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五十万学生参加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5100名来自上海的考生力拨头筹，远把美国考生甩在了后面。此考试之后，《纽约时报》引述里根时代美国教育官员费恩（ Chester E. Finn Jr.）的话说，如果今日的上海考生能考出这等成绩，到了2019年就会有十个中国城市能做出同样成绩来；到了2029年就会有五十个中国城市能做到这一点。而美国教育部长邓肯也注意到了美国在这一考试中的落伍，说这应该是一“警钟”。

美国教育的唱衰大合唱

在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旦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在任何领域遇到挑战，这种“教育危机”的呼声就会此起彼伏，如苏联卫星上天、日本经济腾飞、中国号称崛起之时。说到底，国家的发展看的是人的能力和水平，而这一切都是离不开教育的。一旦出现国势衰微的迹象，人们自然要去追究教育的责任。

此外，教育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故而也容易成为政客操纵的话题。没有哪一次总统的选举，候选人不把教育的话题拿出来大做文章。 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各州也一样时时在敲教育的警钟。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西弗吉尼亚州的科技大会。在大会的主旨发言上，该州督学斯蒂夫·佩恩博士（Steve Paine）不说技术，从头到尾在说教育。他说他去了云南一小学考察，去听课，课上老师用投影仪打出授课的目的和学习内容，等等。然后大家开始了口语练习。他说这是中国的学校在积极地让学生运动（kinetic learning）, 然后再借助图像（投影仪）、听说（听说练习）等多种手段，把多个感官全部都调动了起来。 这个五年级班上的一个小学生用英文跟他说：Dr. Paine, this is active learning!” （佩恩博士，这是主动学习。） 或许这是当地教育部门为迎接外国官员考察，而提前做好了准备，不过佩恩博士所言，确实也反映了美国教育的一些弊病。比如他说美国的教育改革，开始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考试成绩决定教育经费、教师的聘任等重要因素，教育无可避免走向了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最容易解决的技能，反而是低层次的技能，比如对书本知识的记忆。“中国本来是最重视应试教育的国家，但中国人现在正在强调学生的创造力、想像力这些，而这些更高层次的能力过去本是美国赖以强大的根本。”

而在民间，这种焦虑感更显迫切。美国商界领袖鲍勃·康普顿花了两年时间，追踪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三所一流高中的六个中学生，并制作了一部极有争议性的纪录片《两百万分钟》。纪录片中，美国学生热衷上脸谱网站、参加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的花哨课外活动，中国的学生则在睡觉前看微积分的普及读物。在高中阶段大约两百万分钟的时间内，中国和印度的学生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远超过美国高中学生。上文所述的佩恩博士也描述了云南某高中学生的普通一天：大清早做早操，上午下午学习，晚上还上自习，而后回家，父母继续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他说中国学生实在太用功， 相对而言，包括他儿子在内的美国学生过于懒惰， 成天玩耍。他的结论是，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怎么维持？康普顿是一位风险投资商人，他之所以“越界”关注起中、印、美国三国的高中教育，也是因为他看到了教育和美国竞争力之间的关联。

在学界，质疑教育政策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克莱格·霍利、艾米·霍利和埃达维娜·彭达维斯教授就十分典型。他们觉得美国学校里有一种“反智倾向”，比如过于重视情感教育，重视抽离了内容的“高等能力”，而蔑视打基础的内容教育，试图在脱离内容教学的“真空”里培训这些技能。

虎妈争议出台之后，我曾联系彭达维斯教授，想知道她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她回答说：“相对于娇纵、容易的育儿哲学，我比较倾向于她（蔡美儿）的说法。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要求苛刻，使得教育成为缺乏兴趣的纯粹负担。”她接着又称，如果“要求过高”和“要求过低”之间，两害相逢取其轻，她宁可要求过高一些。她说她去年一年作为教育顾问，走访了很多西弗吉尼亚的学校，发觉这些年教师水平大有提高，可是教学内容过于简单。

由于基础阶段内容简单，很多美国高校甚至设有专门的课程，帮助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恶补本该在高中学会的知识或技能。笔者所在学校就有一个常设的“桥梁”项目（Bridge)，帮助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填补教育的差距。我还遇到一个附近州立大学的教授，我说我们都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他说他的学校没有什么“高等教育”，而是在提供“全部教育”，言下之意是他们并没有打好基础，以至于很多东西要到大学里重学。但换个角度去看，这也说明了美国高等教育之强。

为什么美国教育“衰而不败”？

和“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一样，美国教育可以说在不断的唱衰中“衰而不败”，世界各国的学生还对美国趋之若鹜，整个教育体系内人才济济，很多学科走在世界前沿，这又是为什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邦政府重视教育。这种重视是多方面的。在2010年国情咨文的施政演说里，奥巴马用很大篇幅强调教育，比如在政策上，他提出“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 让各州开展竞赛，改进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力争上游”，有别于布什时代的“一个孩子都不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布什时代的改善教学质量惩罚因素比较多。不能落伍，不达标得不到联邦资助。奥巴马的做法虽然本质上未必就有太大差别，但是强调奖励，希望重奖之下出勇夫，以提高教学质量。奥巴马还从微观层面，要求提高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在改善学习风气方面，他特意强调，不要让小孩追捧橄榄球赛的超级碗，应该鼓励在科学展览上得胜的英雄。他希望大家尊重老师。他还举例说韩国人把老师比作“建国者”，他希望社会给于老师足够的尊重。

除此之外，美国各级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非常之大。各地的税收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地方公立教育。各种各样的政府教育基金多如牛毛，鼓励学校、其它教育机构和个人申请，以改进教育质量。另外也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大力扶持教育，其资金和实力之雄厚，有时候足以和政府的资助等量齐观。

不过美国各级政府在提供教育资源投入的同时，并不过多干涉学校和学区的管理，而更多是希望通过奖惩机制，激发出教育的活力。而具体教育管理事务，则多交给教育机构和教育专业人士。

第二，注重实证研究。 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美国教育很多话题是学界某项调查研究引发的。媒体时不时会报道某某教育研究的结论，这样学界的研究又会走向民间，促进教育方式方法的改变。

调查研究是美国教育衰而不败的一大秘诀。笔者在美国教育学院就读时，课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方法课，无论这是定量的、定性的还是混合型的研究。纯粹“理念”式的研究似乎不被推崇。很多学刊的重点文章都是实证研究。我们的研究课老师十分强调一项研究设计得怎样，有没有内在的严谨和外在的可推广性。

实证研究一方面能把验证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效果效率，另外一方面也能为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以至于各项教育政策和措施皆有据可依，不至于出现盲目的，“拍脑袋”的决策。

与之相比，国内包括一流学术期刊的文章，有很多是比较空洞的概念文章，缺乏实在的数据支持。中国的教育学者有很多更关注“面向21世纪的远程教育”之类的“宏大话题”。中国教育正处在过渡期间，面临多方面的改革需求，也有很多改进的项目在实施之中，这本身是一研究的富矿，但我很少看到有媒体刊载对某某中小学教育方法开展“田野研究”或实验对比的报道，我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更有价值。

第三，注重独立评估。美国教育评估本身是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 一些教育项目是成是败 ，不由项目实施者和主管机构决定，而多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这些评估本身也是一种教育研究，一些重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多为教育研究学者，而不是政府决策部门人员。由于机构相对独立，评估相对客观，也容易得到大众认可，故而对教育影响很大。

由于评估项目在各个层面上， 不时总结教育项目的成败得失，一些不良的教育举措会被及时纠偏，而不致遗祸深广，最终积重难返。在国内，据我观察，一项教育措施出台后，比如教材的改革，总是一些话语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吵翻天，好象没教育学者什么事。如果说美国学校有“反智倾向”的话，我们的社会更有，比如对于教育学者的普遍不信任，称之为“砖家”、“叫兽”。这种舆论风气千万不能助长。不应用一些不负责任学者的错误，去一揽子否定掉学界所有人的水平和诚意。

第四，高等教育的卓越。如果说美国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话，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出色。在中国，中小学为应试，死命学习，到了大学反而马虎。美国中小学比较“散漫”，让儿童自由发展，到了大学阶段，则要求严格。中国大学很多课程上，学生不过平时听听讲，然后对付一下期末期中考试。美国高校很多课程十分繁重，一门课下来，大家除了期中期末考试之外，还有平时各种“项目”、报告、演示要完成，学业负担十分沉重。 高校基本上宽进严出。入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读出来很难，尤其是美国的博士项目，五年读完算是好的，七年八年也是正常的。去年，《高等教育纪事报》发布了全国研究院对5000个博士项目的一项评估，其中有个十分极端的例子，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的音乐博士学位，完成学位所需时间的“中间值为”16.3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严出”，也化解了一部分中小教育阶段的教育“危机”。

但是仅有“严格”显然还是不够的，也需要重大的资源投入。我们知道，高等教育为非义务教育，高校在很多方面具有企业的一些特征，但是高校“产业化”的趋势总是受到质疑。学者丹尼尔?伍尔斯特和（Daniel E. Wueste)和泰迪?菲舍尔就曾撰文表示，不能把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客户服务”的关系，不要“把高等教育做成汉堡王”。

既然不能按照企业方式去经营，那么高等教育的发展资源来自何方？其实，美国高等教育背后的一大“金主”其实还是美国政府。其资助方式包括直接拨款、基金拨款和给学生提供的各种低息贷款。美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美国去年年度高等教育投入的数字，但是根据美国教育部官员玛莎·康特尔在年年初的预计，美国政府2010年发放的各项教育基金、贷款、助学基金数额高达13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将美国人获得大学文凭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60％。

这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和大量的投资，甚至遭到了社会的质疑。 2010年，《福布斯》杂志发布了一篇唱反调的文章，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投资过度（2010年8月30日刊），因为在2008－2018年间预计最高增长的职业里，仅8％需要大学以上学位。而今一味强调大学学历的做法，是把本该投入到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上的投资，滥用到了四年制大学，以至于产生了“拿着历史硕士学位去修剪树木”或是“数学本科生去修理锅炉”的现象。 这种异样的声音也很宝贵 —— 有人这么泼泼冷水，会给过热发展降温，不至于一窝蜂发展某一个领域的教育。言论渠道的畅通，也是整个社会系统善于自我总结、自我纠偏的一种表现。

以上只是我个人总结的几点粗浅认识，相信其他观察者会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想还是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我问彭达维斯教授：为什么我一直听到“美国教育出现了危机”这样的说法呢？她回答说：这种危机意识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不同时间，危机意识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后她反问：这种危机意识的存在，不也是好事吗？诚然，骄兵败，哀兵胜。可怕的不是“唱衰”，而是在“唱盛”之中，逐渐陷入自我麻痹，最终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