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废除学科”争议，我看了一下芬兰式教学一些资料，发现不过是美国教育更纯粹的体现。这现象就好比美国管理大师爱德华兹·德明（W.Edwards Deming），其学说在美国一开始知道的人不多，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战后日本的重建中，更为纯粹地付诸实践。这一点涂子沛先生在其《数据之巅》一书中有精彩描述。相映成趣的是，在美国说了多时的大数据概念，也是借涂子沛的两本书《大数据》和《数据之巅》，在中国走红。

 

芬兰废除学科一说，后来被证明为谣传，其实不过是教学方法上的大杂烩式革新。而革新的思想依据，多来自美国，不过芬兰冠名为“现象式教学”。在推广这种教学的“现象式教学”网站（http://www.phenomenaleducation.info)，我看到了无数的“老熟人”：比如“整合式教育”、“建构式思维”、“问题式教学”、“项目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同行社区”。该网站甚至称“现象式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问题式学习。”这一切，均是美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的教学改革思路。著名导演卢卡斯创办的《教育乌托邦》(Edutopia)，就常年在宣扬项目式和问题式教学。

 

事实上这类学习也一直在美国学校进行着，这些年我一直在见证。在中小学，各种各样的问题式、项目式教学几乎每周孩子们都在做。这个学年，我看到了孩子们化学课要制作化学元素的漫画。英文课要分析诗歌、编诗集、写诗、办诗歌朗诵。生物课要制作细胞模型。并能将细胞中各种元素的功能其与某个单位（比如学校）的工作职能挂靠起来。音乐课孩子们要正儿八经在市政厅礼堂举办音乐会。所有这些实践，都是将学生的学习与实践密切关联起来，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去动手，其间融会贯通地穿插多学科的技能，比如化学老师让孩子们画漫画，部分也是替英文老师、美术老师代劳，制作过程中，孩子们要写出漫画故事大纲，并亲手绘制。

 

在大学，基于现实的教学方式更是屡见不鲜，比如社会学系的学生会去乘坐公交，分析公交系统的顾客特征。我们这里的公共广播电台，是传媒系学生参与主持并制作的。商学院的做法更极端，我们有一门课，老师让学生管理商学院真正的基金，让他们去投资、理财，实现增值。

 

只不过美国是只做不说，“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没有像芬兰这样做出这么大阵势来，也没有过大的国际影响。为什么这样？原因之一，是美国教育更趋多元化，各州甚至各学校各行其是，难以整合为一个“现象式教育”的现象来。教师之间，因学术自由的原因，也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怎么教。传统和创新教学是并存的，难以成为“统一”的新型教学法。原因之二，是美国这些教学思维和实践，不少人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稀奇，也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从杜威而来的“教育即生活”的传统，已经化到了教育者的血脉里。原因之三，是美国的国际考试成绩不及芬兰等国，难以引起广泛关注。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国际考试的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国学生真正的素质和实力。美国学生毕业之后，实践、分析、评估、创新等横向能力，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还是非常了不得的。原因之四，是美国有转向应试的苗头。从大选我们也看到，政客们利用各种教育危机论，为自己的竞选造势。上台之后，为兑现承诺，往往想向学生的考试成绩要政绩。如此一来，美国教育也增加了不少应试的成份。原因之五，是美国教育界比较重视实证研究，在未有被验证之前的各种教学主张和创新，不会得到更为广泛的报道。

 

说这些对于中国教育有何意义？芬兰式教育，本为美式教育创新的大拼盘，但是为什么一下子如此吸引眼球？很多我在美国见到的教育理念，一直有人在介绍，可是教育界总是蜻蜓点水，刚看一个新概念没有搞明白，又急不可耐地在问：“还有什么新干货？”问完，匆忙往下一站奔，结果一个新概念也没有搞明白，也没有拿去耐心试点、推广，而是在不断囤积中囫囵吞枣。朋友圈分享式的浅显文章，模棱两可地在传播各种新旧理念，让人出现了“创新疲劳”，一点点的改良人们看不见，猛药才有疗效。突然一下子出现“废除学科”一说，教育界顿时眼睛一亮，觉得革命来了。教育者不如具体在某个地方，认真负责、深思熟虑地落实某个新的教学思路，并对结果进行研究，这样或许对学生、对自己益处更大一些。

 

芬兰式教育走红给我的另外一个启迪是：芬兰能向美国传播开的一些教育方式取经，并有所成就，最终比美国还美国。这里我想向那些教育保守派呼吁，芬兰学校能做到的，中国学校其实也可以做，关键是我们要保持谦虚的身段，开放的胸怀，不拘来源，对人类合理的思想成果兼容并蓄，这是对中国教育和下一代更负责的态度。

 

首发于《外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