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学习当中，我们的互动，不外乎和材料的互动，和老师的互动，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后二者改变很难，教材的选择和设置，对于学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这几年来，国内关于教材上谁下谁，也有诸多有益的争论。我们也不妨看看其他地方的做法，作为一个参考，或许可以启发思维。
 
教材的编写，通常多多少少会反映采用社区的价值观。在中国，包括数学和科学学科在内，教材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美国的教材，国家层面的“统一”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化。其原因之一，是“政治正确”、“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方面的考虑，要求给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相对平等的平台。
 
另外，教学目标为各州制定，一个州的教育，可以“自行其是”。但是从2010年开始，美国有48个州采用了 “共同核心”（common core)教学标准，该标准采纳国际最优秀做法、教育研究结果和教育界意见而制定。 教材的编写、采用，和这些标准挂钩，但是如何落实，各州自主权很大，联邦政府能管束的很少。 这些标准的制定者是本州的老师、学校管理者、课程专家等人，制定后由州教育部门采用，由州长确认。这些标准侧重强调学生的学术技能（academic skills)和未来的职业所需技能（career skills)。
 
在整体人才培养思路上，公共教育培养的是有文化素养的公民（literate citizen)。比如俄克拉荷马州教育总监Janet Barresi在2012年《社会研究教学纲要》（Oklahoma C3 Standards for Social Studies)中引言中称，“所有俄克拉荷马的学生都应该成为有文化的公民，能够有效率、有结果地认真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治体制。”她在引言中还提到了保守主义的里根提出的“山巅之城”概念，希望学生能把自由的理想传播开来。这种提法，未必符合当前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一些倡导。但如上所言，州里在教育目标上有自主权。比如德克萨斯至今连此“共同核心”也没有采用。
 
招标投标选教材
 
美国的教材设置，教育管理部门干预很少，也基本上由市场来定。在高校，由于学术自由方面的考虑，教师对于教材的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但各个学校的选择不一样，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两个教同样课程的老师选择都有可能不同。大家可以相互参考，但是没有必要相同。
 
通常情况下，系主任只管安排教学任务，选什么教材基本上是老师的事。因此，很多出版商都会预先给老师邮寄“非卖品”的样本教材（evaluation copy)，让他们去选择。有一些老师甚至什么教材都不推荐，用自己的“选本”。这种自己编辑的选本，同样可以拿到学校的书店去当教材卖，这也是老师知识产权给他们带来的一点零花钱。
 
高校的这种做法，也是小小的招标过程。而在中小学，这个过程更为严格、复杂。美国各州的教材选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分州选用（state adoption), 一种是学区选用模式（Local adoption)。后者的过程和标准和前者大同小异，只不过选择权从州教育管理部门，下放到了学区。分州选用模式下的各州，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协会组织，叫分州教学材料评估协会（Stat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Review Association)，相互协作，共同研究，形成相互取经的平台。该组织对于教材的选择有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例如：教材内容应该确保学生达到各年级相应的教学目标，培养大学和日后职业所需的技能；教学评估应该兼顾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evaluation, 强调改进，不打分）和终结性评估（summative evaluation, 计入成绩）；教材的编排设计应该明确易懂，且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动力；教材应提供教学设计上的支持和资源；教材还应该消除基于种族、性别、年龄、残疾、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歧视，兼顾不同学习风格和文化习俗，甚至考虑到一些以英语为外语的学生。
 
各州的教材选择，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或标准。各州的教科书选用，通常有教育专家、教师、家长甚至还有学生参与的“选用委员会”，按照特定的周期，让教材供应商竞标，由委员会对教材进行评估，然后选择合适的教材。这中间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抛开法律规定不论，该委员会只负责评估和选用决定。后续的采购，是由各学区自己去完成。这和医生开处方，病人去独立的药房买药是一个道理。
 
根据分州教学材料评估协会介绍，目前分州选用的州有阿拉巴马、阿肯色、加利福利亚、佛罗里达、乔治亚、爱达荷州、印第安那、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内华达、新泽西、新墨西哥、北卡罗莱纳、俄克拉何马州、俄勒冈、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德克萨斯、犹他、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 各州通过法律或者政策方式，决定选用教材的过程和标准。这些标准比较细致，也基本上和各州的教学标准挂钩。
 
有一些州，如加州和德克萨斯，甚至对于教材的重量都有法律规定。由于这些教材内容详尽，纸质优良，每一本教材都厚得像砖。这对于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利。在我们这里的小学，老师通常不让小孩带教材回家。每次都是老师把教材上复印的作业等材料让学生带回，而教材放在学校里。我女儿上初中，学校的教材也是通过这种州选用的方式选用并采购。在她的学校里，教材放置在教材室，学生可以在学期开始借出去，带回家，学期结束归还。因为这些教材都很昂贵，每一本都是一两百块，费用是由纳税人支付。在使用期内，这些教材是循环使用的。这使用期通常是五六年，然后委员会会再次招标选择，以确保教材跟得上学生和社会的变化，能继续使用下去。
 
从卖教材到卖资源
 
教材的招投标竞争，把出版商变得神通广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出版商几乎担负了半个教师的职责。 很多老师选择了教材后，出版商还一并提供了教学用的PowerPoint讲义、测试题、教学录像等。 有时候教材的出版商甚至提供了整个网络课程的电子包，从教学内容、测试到讨论题，应有尽有，老师将这种电子包整体下载到自己的课程管理软件当中，然后按需定制 。 我帮一个老师导入的《音乐欣赏》课，各个时期的音乐片段和作业一应俱全，老师不需要在搜集材料上花太多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老师的时间和生产力，让其可以对教学内容“深加工”，另外可以花时间更多地辅导学生，开展一对一互动，提供高质量的反馈，这让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
 
很多教材供应商卖的已经不是教材，而是教学资源。所有大教材出版商，如培生公司，其网站上都有“教师资源”区，让选购其教材的老师去浏览、下载与教材相关的各种材料。由于材料充分，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出版商把老师的活给干了。有些出版商由于资源充分，已经可以独立去做课程管理软件来用。美国大部分高校，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课程管理软件，如Blackboard, 或者开源的Moodle等，便于老师发布教学材料、开展教学测评与教学互动。商业化的课程管理软件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财力购买，而开源的管理软件，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维护，或者做后续开发。教材出版商看到了这些顾虑，已经在打课程管理的主意了。
 
这种做法，也符合美国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美国教育部的教育技术计划，就呼吁通过技术手段改革教学，要求教材供应和使用的各方，改革学习、测评、教学等方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提供“常在的教学资源”（always-on learning resources)， 并开发相关平台，好部署这些资源，这就包括教材供应商和课程管理软件这种紧密组合。 “电子教材”当成教学材料的一部分。Textbook (课本)这个单词，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instructional materials”(教学材料)所取代，这也反映了纸质和电子教材并存的一个现实。加州可能走得更远，甚至让高中全部选用电子教材。对于财务问题严重的加州政府来说，这是开源节流的方法之一，但是电子教材的应用，也深入改变了教学和学习的习惯。在我们这边的中小学，老师也动辄给学生提供网上学习资源，有一些对于学生非常管用。比如做加减乘除，我儿子喜欢上网做相关游戏。而记忆美国各州州名和首府这种枯燥的活动，现在网上也有很多游戏式练习，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去复习。美国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是一个以百万计的大群落，他们对这种教学资源非常倚重。
 
为了推出自己的教学资源，教材出版商通常有分区销售代表和客户服务。这些销售和服务人员直接联系选用教材的部门或者人员，提供各种支持。在高校，这些销售代表可以直接回答教授的问题，解决一些技术故障。我们学校护理系2012年开始选用全电子教材教学。相关教材的供应商甚至培训了一个学生，让其代表出版社，解决老师、学生在使用电子教材时遇到的常见问题。
 
从做资源到做设计
 
出版商不但在做教师的部分工作，总有一天，我们这些课程设计人员的饭碗也会给抢走。在提供教学内容资源的同时，各出版商也在做教学设计的工作。比如美国的9／11事件，应该说很不好教学，毕竟是当代事件，一些后续行动还未完结，尚不能盖棺定论。但是我发现，各出版商在教学方法上奇招迭出。比如Cengage Learning公司的9／11网页上，有适合中学社会研究、文学甚至数学和统计的各种学科学习的材料。因为9／11后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这种种族成见有所抬头，在统计部分，学生可以通过“种族扫描”（racial profiling)学习相关数学和统计知识。 文学课老师可以从里面找到9／11相关文艺作品的题材。而针对“社会研究”课程的教学，设计更为复杂，连教学活动都给设计好了。
 
该教学活动，是一个名叫“模拟联合国”的练习，分成个人和集体活动的两个部分。在个人活动阶段，学生需要研究各个国家9／11后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由来，对于美国受到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态度等。各个学生代表的国家都不一样，比如有的代表俄罗斯，有的代表中国，有的代表美国，有的代表法国，有的代表阿富汗。最后老师在班上举办“模拟联合国”，让各国学生分别发言，并展开辩论，比如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战俘政策，有无违反相关国际公约。学生必须各自独立地展开研究，充分展示9／11后国际反应的全景。该供应商还有各种教学资源供学生使用，比如《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等。
 
这样的教学内容，在培养方向上，轻事实和知识，重视高端技能，例如创造性思维、判断与决策、沟通、信息使用和评估、媒体分析、独立研究、项目管理等。 我曾经在拙著《知识不是力量》中介绍过，美国的教学，受到布鲁姆的教学目标论影响很大。布鲁姆将知识分成知道（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这种低端技能，和“分析、综合、应用、评估”等高端技能，虽然二者需要并重，但是从中国教材的现实上看，我们似乎在“知道”和“理解”方面过于偏重，一些高端技能强调不足。
 
由于教材供应商把教案也给做了，教师在从事相关教学设计的时候容易得多。老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和资源，设计了各种新奇的教学。比如一个历史老师设计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戏，让学生去模拟决策， 比如如果不去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会是什么结果。还有学校，甚至让学生去模拟肯尼迪时代猪湾事件，以学习当时的历史。
 
类似的学习，在中国中小学很罕见，那种9／11后的模拟联合国，恐怕一些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阶段课程里才会有。因此我们也不能说美国的中小学学习如何简单轻松，他们无非是在技能和思维培养的侧重上和中国不同，而这些技能和思维，中国的孩子一样需要，只不过没有充分得到开发而已。
 
教材的未来
 
充分的市场化，激发出了教材的激烈竞争，这种激烈竞争，又提高了教材的质量。教材市场本身复杂多变。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能够目睹教材市场本身的有趣变化和大体上的发展趋势。
 
多媒体材料几乎已经成为教材开发中的常态。技术工具，使得多媒体的制作、存储、分享，日趋简易。在学习理论上，多半教育者相信，学生的学习风格不一，有的喜欢通过文字学习，有的喜欢通过视听学习，有的喜欢通过动手来学习。教材供应商为了适应这种多元化，尽量开发可供 “多管道学习”（multiple paths to learning)的内容。

技术公司的参与，让这个市场更为复杂化。从微软到苹果到谷歌，各大技术公司都在寻求进入教育市场。比如苹果公司，希望用其iTunes大学（iTunesU)和iTunes课程管理手段，让教育者分享各种教育媒体和课件。该公司的iBook Author, 可让老师自己制作多种样式的教学材料，让学生通过电脑或掌上设备去学习。
 
美国教材通常费用高昂。出版商为了利润的考虑，不断让作者出版新版本的教材，以免学区或者学生仅依靠二手市场交易，冲击教材出版。在公立中小学，教材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对于学生是免费的，这部分费用得由各学区纳税人来承担。为了减少这种费用，教育界在想各种方法，教材的按需定制便是办法之一。比如有老师只选用某教材的一、三、五、九章，那么怎么办？现在一些出版商可以按照老师的要求，提供定制的教材。这是和从卖整张CD到卖单首歌曲一样的有趣改变。
 
另外一个趋势，是教材本身将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现在，学生通常是人手一册课本，自己使用。除非教材丢失、出借，否则学生和材料的互动是私人行为 。由于社会媒体的普及，学生期待着出现社会媒体式的互动。这么做，顺应新一代学习者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他们的学习动力，所以也无可厚非。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公司Nextthought, 在做这种互动式的教科书，学生可以前往同样一本教科书上，评论、讨论、一起做练习，等等。这种千百万人在同一本教科书上互动，能让教材真正活起来，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前景。
 
原载于《同舟共进》杂志，此处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