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女士的去世让人们顺道讨论起钱钟书先生的学问来。乔冠华曾称钱钟书“过目不忘”，有“照相式记忆”。朱虹在《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一文中记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 Levin）见过钱钟书后，称对钱的了解之多“自惭形秽！”钱钟书还懂很多门外语。胡乔木曾称： “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对方听不懂，中间夹杂这些语言，本无多大意义，但老一代的学问，以知道之多、涉猎之广见长。在资源稀缺的时代，博闻强记让学问薪火相传，属当时“核心竞争力”。

但后来互联网来了。

网络搜索让人类照相机式记忆力也相形见绌。在当今，识记和理解，处在学问阶梯上的最低层。让访客“自惭形秽”的知道式学问，重要性降低了很多。知道什么，不如用知道的做点什么。当然，世上人这么多，各人求学诉求不一。若有人有钱有闲，拿学问来自我赏玩，改变自我境界，或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在知识碎片中穿针引线，让学生看出新的图景，产生创意的火花，都有各自独到价值。不过，学问离开了书斋，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只是为震撼而震撼，就没有多大意思了。知之不如用之，用之不如助人用之。关于“钱学”的讨论，事关我们对教育目标的认知。在尊重前辈的前提下，不必匆忙喝止。在学术范畴内的思维激荡，可让新生代学子得些启迪。如此，钱老杨老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新一代学人、哈佛的何江对于读书做学问的意义给了个不一样的思路。2016年5月26日，来自湖南农村的他作为优秀研究生代表，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演讲中他举例说自己小时候被蜘蛛咬，妈妈用火烧法治疗。而同时的世界上，已经有了更好的治疗方法，“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小伙子最后说：“我们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强调科学和创新，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已有的知识，传播到需要的地方。”

何江的说法，俗称“情怀”，应是今日学人的一个大使命。将学问藏诸深阁，偶露峥嵘，非今日大部分学子求学的意义所在。纯粹知识的识记和理解，属“消费型”学问。它应过渡到“消费生产加传播”的学问。新一代学人应不满足于知识的囤积和贩卖，而是以知识为催化剂，在选定的领域，产生更大的化学反应。学问应产生行为的永久性改变。改变才是硬道理。

或许有人觉得，生物学等理工科可“经世致用”，做比较文学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具可比性。也有人会说，不是所有学科，都可以像何江说的那样可以传播，值得传播。但这类说法往往是借口。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和形形色色老师打交道，发现大部分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让自己的学问传扬出去，让他人得益。囤积的知识是一潭死水，借助知识产生见识，借助见识产生改变，这才能把学问做活。这方面哪怕一些不那么“实用”的学科都可以做到。电影《惊天核网》（The Sum of All Fears）中，历史学者杰克·瑞恩借助对俄罗斯新任总统的洞察，避免了一场核战。现实当中，学问给人在思维、技能上带来各种造就，让人能够撼动自己所涉足的领域，例如：星巴克的舒尔茨是学沟通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原本是学钢琴的，还有我们土生土长的马云，是学英语的。

同时，如何江所言，各个领域都有学问分布不均，有待学人发力改变：安全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被锁在教学楼意外丧命。心理干预学问的缺乏，导致留守儿童遇到骚扰后只能默默承受。育儿学问的匮乏，使得儿童的成长环境压抑而贫乏。新一代学界牛人，应该是那种将各种认知和学问分布不均的现状加以有效改变的人。各个领域的人，都有得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改造我们所处环境，也可以选择把所知所学吊起来，让路过的人瞻仰而震撼。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