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了不少社会关注。而今诸多社会精英，或是对自己同胞的苦难熟视无睹；或是超脱了自己成长环境后便跺跺脚，挥挥手，再不回头；或是只顾小小身家，在别的事情上如强弩之末。我想在此向黄教授致敬。她作为农村出身的教授，初心不改，持续关注农村。

描述布鲁克林两个儿童在贫困家庭成长的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中有两个有趣细节：一群收破烂的贫困小孩，卖完了破烂，往回走时嘲笑起了后来一步的其他收破烂小孩。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布鲁克林的护士，本身出身贫寒，却对尚且处在贫困中的弗兰西姐弟多有嘲弄。此书作者贝蒂·史密斯感叹：“一个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拉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我们来自农村的人，不要去做新的市侩，而去选择做充满同情的人，这样也不枉费了我们的成长。

仅有悲情或同情是不够的。我自己也出身农村，对黄博士描述的农村种种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老年安置、经济贫困很熟悉，读来很沉重。但是我感觉有一点遗憾，那就是知识分子对农村有两种比较主流但不甚合理的叙事方式：一种是黑色叙事，把农村仍作为落后的存在方式。这种姿态或许充满同情，但也蕴涵居高临下，甚至会有劫后余生般的庆幸。另外一种是粉色叙事：人们带着浪漫的怀旧和乡愁，去对待已经不复存在的田园牧歌式乡村。两种叙事都绵弱无力，末了都只剩下无奈的叹息，什么用都没有，不能给农村带来任何改变，甚至固化成见，还不如不要有什么感叹。

2014年，我去了一趟卡塔尔，参加教育创新峰会，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在发展中或欠发展国家做事的人，颇受启发，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他们让我感觉到，社会各界的行动，才会带来力量，而有了力量，会产生新的行动。秘鲁农村教育，比中国形势更加严峻。西班牙科德斯帕基金会（Fundación CODESPA)在秘鲁开展了一项农村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借助内容调整、学时创新和项目学习式的“农业创业”活动，为农村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详见农村教育怎么改？看秘鲁的一项教改尝试一文）

该基金会给我的启发是：中国农村也不完全是悲情的存在。包括种植、畜牧在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可转化为丰富的教育素材。政府需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变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贫乏。教育界则应推动教育观念转变，把农村教育做成富矿。摆脱应试教育的改革，可从农村做起，最终甚至可成为“干扰式创新”，从而“农村包围城市”。目前教育都是跟农村跟小城市学，小城市跟大城市学，但大城市教育本身已沉疴遍地。我最近在看美国很风行的《打破过度养育陷阱》（How to raise an adult)一书，感觉城市孩子被过度关注与养育，也是严重社会问题。物质上他们或许比留守儿童好，但心理健康上，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彼此彼此。农村环境有些潜力，但潜力不等于实力，从潜力到实力的转化需要创意。

我遇到的另外一个有趣的人是约旦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雷纳·丹雅妮博士。丹雅妮博士是分子生物学家，在《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发表过关于阿拉伯世界女性与科学的文章，两次获得富布赖特基金，也是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访问教授。这位科学界精英回到约旦之后，不满当地阅读环境的缺失。和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空口感叹“大环境”不同的是，这位身材矮小的阿拉伯世界女子，发起了儿童阅读运动，亲手改造环境。她发起的活动并不需要高大上的场馆设施，而因地制宜地使用现有资源，投资小，影响大，故而在世界各地迅速被复制。（详见海外归来造环境一文）

丹雅妮给我的启发是，知识分子如果不满于家乡环境，应根据自己在外所学，并立足于各自行业，引进新观念、做法，改变农村环境。而今农村需要的，未必是物质上的扶持，而是观念上的革新。从乡村出来，我们在外未必有什么“势力”，帮亲戚找工作，或是改变其经济状况—— 这些都是初出农门者感觉无力的事。但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也是好事。今日的乡村，并非需要人来赏几条鱼吃上几顿，而是需要有人“授人以渔”。农村软环境大有问题：中年人闲下来聚众赌博，小年轻沉迷网游，老人老无所依，小孩幼而失教，这些更需要改变。

我希望我们走出一味感叹农村凋敝的悲情叙事，或曾经浪漫与美好的怀旧幻想，而是多出一种声音——干活的号声。但愿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引入思维和方法，切实改造农村环境。城市环境、农村环境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更像两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二者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从某种意义上说，让农村环境更美好，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