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对基于学术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出了一些思考，矛头指向评价的“标准单一化”、“程序程式化”、“方法简单化”、“方式机械化”。这一《意见》的出台，也说明现有的学术评价方式已经过于简单原始，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也说明，学术界在思考对策上，也已经超过了单纯造假的讨论，而是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有实质影响。

我们经常会看到科学家在学术期刊的论文造假，遭到论文被撤销的丑闻。近来最著名的事件，是日本生物学者小保方晴子在《自然》所发的关于STAP细胞的论文，被质疑后，论文被撤销。2015年11月2日，早稻田大学还取消了她的博士学位。2015年八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也将旗下10本周刊的64篇论文撤下，其中有不少论文来自中国。

这些期刊多为“同行评议”（peer reviewed)的学术期刊，一般来说，比较公正、内行，少受外部因素干扰。人们一般不去评价这些期刊本身的公信力。可学术期刊多如牛毛。如何评价学术文章的重要性？2005年物理学者希尔什（Jorge E. Hirsch）提出了衡量个人作者学术影响力的方法，亦即h指数，这是指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引用数量的交汇点，比如一个学者发表了100篇文章，其中有48篇至少被引用了48次，那么他的h指数是48。这种计算方法，理论上说可以衡量一个学者的产量和文章的影响力。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一般是通过影响系数（impact factor)计算。影响因子方法由科学信息协会（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创办人尤金·加菲德（Eugene Garfield)所创立，具体算法是用学术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数（N)，去除这两年内的该期刊内文章被引用的总次数(C), 亦即C/N. 例如某学术期刊2013-14年发表的总数量为50篇，被引用总次数为100， 那么期刊的影响系数就是2，这种系数越高越好。比如影响系数为2的期刊，通常被视为比影响系数为0.5的期刊重要。

2015年11月5日，《高教内参》(Inside Higher Ed)发文称，这种影响系数的公信力非常可疑。学术期刊本身为了提高“影响力”，在影响系数上会做很多手脚。很简单，这种影响系数既然是C/N,要么编辑可以在分子上做文章，要么在分母上做文章。在“引用数量”上，有一些期刊或明或暗地胁迫作者引用该期刊自身的文章，这样可以扩大期刊论文被引用数量。而在论文数量上做文章的办法更多，比如将知名作者的文章在年初发布，以便增加被引用的可能性。很多期刊在纸媒和网媒之间玩平衡，比如把很多可以发出来的文章发在网络上，这样这些文章被引用，可计入“被引用数量”，而纸质文章的数量会大量下降，一下子可以提高“影响系数”。由于这些操纵，越滑头的期刊系数越高，越老实的期刊系数越低，已经和文章实质影响没有什么关系了。而这些手脚，对学术成果的发布、转化、传播极为不利。比如编辑会拉长审核、发布的周期，以便在文章排序等方面做文章，好去扩大影响。在操纵期间，又不允许“一稿多投”。同样的学术研究，可能不同研究者在做，有时候不过是大家在和时间赛跑的问题。由于学术期刊操纵影响系数的做法，一些优质文章就此失去被发表的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之所以这些“影响系数”被人看重，也是因为学术官僚们对于人才的评估能力有限，只能倚重这些外部的、貌似“客观”的数字。这种做法，有内部结构上的巨大局限性。比如在我所熟知的外语教育界，曾经存在一流的译著不被纳入学术体系，而发表垃圾论文会被计入“成果”的奇特现象。前者或许更能体现人的水平，但是领导不懂外语，也不知道怎么评估，所以意外地被“遗漏”。而学术文章数量可以数，质量可以通过各种影响系数去计算，评估变成了按照公式加加减减的事，亦即“数豆子”式的评估。这样的“客观”造成的讹误其实更大。过于迷信数字的客观，忘了数字可以被人操纵，这是很危险的事。

这个问题怎么破？既然学术期刊可以通过网络发布文章，不如直接全部上网，废除发行量不大、制作周期漫长的纸质期刊的存在。现在有不少期刊直接在网上、或者通过应用程序发布，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多媒体的材料，更容易纠错。这种发布，也更容易统计相关下载、浏览数据。影响系数也不过是一种衡量重要性的代理指标，不如利用阅读的、下载、互动的实际数据，彻底取代排名的数字迷信。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已经这么在做，如《国际护理知识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Knowledge)、《领导力》（Leadership Journal)、《国际教育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ducation)、《国际口腔和上颌面手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of Oral & Maxillofacial Surgery)、《妇女病理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ical Pathology).这些期刊有的非常专业而冷门，不是那种大众性质的大批量发行的期刊。利用版面有限的传统纸媒发行提高声望，反不如借助网络渠道发行高效。在知识传播上，这么做也更为合理。这种借助网络手段公开发行的做法，也符合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拉希格（LawrenceLessig)提出的让新知快速传播的“知识留下”一说(Copy Left, 相对于保障知识产权而妨碍知识传播的copyright)。这种更为高效的传播，需要人们打破基于篇幅和引用数的影响系数计算方法的迷信。

与此同时，各种排名的消费者，包括高校管理层，也应该增强学术评估的水平。不能通过数字方法去一刀切。了解一个人，也好比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你不能只通过数字，去了解一个人的学术“身价”，而也应该增加更多质性研究的评估方法，这样才有真正的客观。

这个问题推广了看，是凡是有数字的地方就可以造假。比如大学排名也是这样。我曾与《优秀的绵羊》一书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大学排名的计算方法颇为随机，虽然大体上可以分辨出哈佛和某社区大学，但是在同一阵营的内部，排名的作用几近于无（比如哈佛和耶鲁）。而这样的排名，逆向刺激大学做不合理的事，比如人为降低录取比例，以便提高排名。而美国这些年的学费之所以一再上涨，也是一种数字操纵的结果。很多学校，虽然纸面上的学位是五万六万，但是实际上会给出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的一揽子“红包”，一来让学生感觉自己重要，二来让自己显得高大上。末了，真正全额交学费的，只有一些国际学生。大部分国际学生和家长是不了解内情的，只根据排名去选择，殊不知数字本身，也是有欺诈性的。

参考资料：

David, M. (2015, November 5). Editorial says journal impact factors have lost credibility. Retrieved November 24, 2015, from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5/11/05/editorial-says-journal-impact-factors-have-lost-cred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