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争论：网名“哈欠猫老虎”的麦克尤恩译者在微博上称：”发现编辑改掉了我的一些用词，比如 84页倒数第六行，她潺湲地变换着姿态，该成了“徐缓”，真不舒服，意思也不对了。类似还有几处，下次我要跟编辑说，没有硬伤请不要改掉我的用词。如果重印请改回来。

这个发言引起了译者、编者和出版人的一段关于编辑自由度的争论。译者不同意编辑改动，编辑为这种改动辩护，旁观者也参与进来，讨论这种改动的得失。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译者，我也思考起编辑修改的尺度问题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以前我的翻译甚至作者的译名，都被编辑改错过，结果如果有人追问起来，总不好意思把编辑出卖，所以主要还是译者背黑锅。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编辑是替我们把关，给我们少一些错误的机会。这些情况之下，我很感谢编辑给我所作的一些修正，把我的错误（尤其是写作当中，打字重音打错的） 扼杀在摇篮之中。另外有时候，编辑和译者之间，对于遣词造句，存在风格选择上的分歧。有时候译者的得意之笔，编辑或许担忧冷僻或拗口，恐怕读者不容易接受。这是风格理解上的差异，很是正常。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译者的某些表述，其实已经做过了调查研究，而编辑并不知道，想当然以为是译者的错误。既然情形不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各方达成理解，不要动辄上纲上线。

在程序上，如果双方的改动对方都可以看见，会减少很多误会的产生。Google Docs, Dropbop这些文件共享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文本修改中差异问题。可惜由于防火墙的存在，很多共享实现不了。另外，书的清样和原告，用的又是不同的文件甚至不同的文字处理程序，一致没有一个平台可供沟通。建议出版方引进能进行文档版本管理的软件，这会解决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解决版本管理的一些难题。我以前给FT中文网翻译的时候，用过Aceproject，发觉挺有用的。

由编辑的自由度，我也想到了译者的自由度问题。如果说编辑修改译稿能引起争议，那么译者能否修改作者文字呢？我反对译者的胡乱删除、修改，哪怕是为了对付审 查，这个问题我以前评论过，那文章由于被人视作不和谐，被删了。可是在翻译《歌犬》的最后阶段，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假如作者叫你去改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就遇到过。那是和我导师一起翻译《赛珍珠文化传记》的时候。作者彼得·康把书的打印稿交给了刘海平老师，让他帮着看，不妥当的地方他甚至要求刘老师帮他去改，赛珍珠在中国的状况，中国的历史背景，刘老师有时候比彼得·康更清楚。当然彼得·康教授毕竟做了非常扎实的研究，错误很少，所以刘老师很少去改，不过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自由度。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译者，也是赛珍珠研究的专家。

我在校订《歌犬》翻译的时候，有些句子我无法理解，就写信问科伦·麦凯恩。他给我一一作答，但又说都快20年了。时至今日，他几乎可以作为一个读者再看这本书了，所以我所质疑的句子，他自己都看出了问题。比如有一个地方，我的译文是：”阴茎的表达清晰准确，简直是从枪管自然延伸，直到阴茎下面那荒唐的斑点上 。“句子写得很是拗口，比喻也很古怪，所以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理解错了。结果我发现不是我理解错了，而是他自己承认他这地方写得不太好。他于是说：这地方你能不能给改掉，删掉，甚至你自己去改写？但他毕竟是一个作家，不是译者，不知道我们这一行有什么规矩，所以又谨慎地问：这个做法行不行啊？

我想这怎么不行？我们译者就好比搬运工，你是家具的主人，主人说这条三只腿的凳子我不要了，扔掉了。我们文字搬运工总不能说，不行，我就要给你搬过去，那不叫”忠实“，那叫有病。

所以我后来给改成：一个个阳具刚劲有力，如若枪管。

这样的沟通我得写在这里，以免读者以后看了，误以为是我漏译。

还有一个地方，原文是：… she gave him her favorite set of rosary beads, a black pair that he was embarrassed by …” 天主教的念珠一般是一串一串的，这里说”a pair of"，很是费解。问麦凯恩后，他说爱尔兰人说念珠，虽然是一串，有时候仍说a pair of，虽然这在语法上有些不通。既然如此，我只好照着译过来，并非刻意要制造某种错误。

作家活着就好办，好多这样的问题，还可来回沟通，我翻译这本书前后记下来的问题都有十几页纸，好在都可以核实。要是作家死了，或是架子太大，不给你答复，那就没辙，只好自己设法理解了。信实与否，要看译者自己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