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有一媒体朋友问我怎么看待现今教材比不过民国教材的问题。据报道，民国期间的 《开明国语课本》现在甚至卖得脱销，以至于宋石南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文(民国教材胜在情怀)称是民国课本完胜当代语文课本。他说此胜，胜在“情怀”。比如尊重常识，注重生活化等。我个人的感觉是当今中小学教材问题中，更为欠缺的，不是“情怀”，而是“营养”，现有教材不能让中小学生得到足够的心智的训练。

这种营养的缺乏，首先和整个阅读环境的欠缺有关。寒假期间，我在上四年级的女儿在看一本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这种书我们是到了大学后，上了英语专业才开始看的。但是在美国的小孩，到了一定年级之后，书看得很多，面很广，我甚至还看到有初中高年级小孩抱着《战争与和平》在啃。或许这些皆是个案，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社区图书馆、学校、老师、家长一起，给小孩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阅读网。这阅读网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为青少年的阅读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这阅读的大网包括图书馆（对青少年图书精心分类分级）、专业机构（如“复兴阅读”之类阅读和测试机构）、专业师资（美国小学有专门教阅读的老师）、大学学科建设（很多学校的教育系开有阅读专业）、图书市场（原创儿童读物是一个庞大市场）。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小孩从小有书可读，有据可依，有人可问。

在中国中小学，尤其在图书馆建设不发达的落后地区，很多学生阅读的主要材料就是课本，和相关的教辅材料，因此，大家对于教材期望值很高。要想更好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各个地区，用电子或纸质手段，丰富青少年阅读的资源，相应地给出指导，帮助学生识别什么样的书适合自己。不然的话，指望通过一学期一本教材的手段学习语文，教材编得再好，跟美国这种一学期看几十本书相比，我们的学童的头脑还是得不到适当的锻炼，这种锻炼的缺乏，会在鉴赏能力、批判思维、创新创意诸多方面，造成各种发展障碍。

有人或许会质问：学生现在学得就够累的了，怎能要增加阅读量呢？我觉得目前学生的累，有些是人为的。该累的地方不累，不累的地方很累。因为自己的小孩也要学中文，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手头就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表标准实验教科书” 二年级教材。此教材130页“我的发现”中有这么一项内容：“丹丹回头一看，原来是小艺。我的朋友马 玲是回族，陈琳是满族。有一回，列宁去找养蜂的人聊天。”然后书中问：“三个句子中的‘回’字，意思...”看来孔乙己先生对于此教材的编写也有贡献，因为他说过“回”字有四种写法。

孩子们在这种辨析上花的精力太多了，我们不妨以此为例，说明这种设计反映出的问题。二年级这种年级，应该侧重于扩大词汇量、知识面，而不是这种钻牛角尖式的区分。《把启蒙阅读做对》（Let's Begin Reading Right)一书中，作者以儿童的机械运动技能（Motor skills) 的学习为例，说小孩学东西，先学比较基本的大概的动作，然后才做精细区分。他们说智力的发展也一样。这种一次就要读对写对的做法，容易让小孩受到心理打击，使得后续的学习非常艰难。此书作者建议，应遵循儿童发展心理规律，增加“开放性”的教学内容，所谓开放性内容，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教学活动，尽量避免“招惹失败”。 我们小孩在美国上学，都是在幼儿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发觉他们开始自己读写的。我后来观察到，老师丝毫不去修改他们写的涂鸦的正误。我有时候给他们改拼写错误，他们说，老师说这是“幼儿园的拼写”。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学习，注重的是让他们学习的门保持敞开状态。另外小孩子应该大量接触各种阅读材料，而不是把一本教材掉过来倒过去咀嚼。这样小孩很累，但是累得不得法，收效甚微。

语文考试的标准化，增加了很多“封闭的”内容，我觉得反倒不如过去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写一篇文章，大体上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水平。其实现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除了一些标准化考试之外，也看一个人的“个人陈述”，由此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甚至水平。但现在我们除了作文外，大部分依赖于标准化考试，侧重点是考 “不会”的，把学生“考倒”。标准化测试开始盛行后，我高一的语文老师、一个桐城派老夫子曾称：“如今的测试，是拿一个大棒，先把学生打晕了再说。”这样的侧重，又会及时反馈到平时教学活动，和教材的编写之中，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我发觉很多课文的选材十分糟糕。入选的文章有很多让人感觉很“假”，枯燥乏味，生活圈子狭小。一说节日，那就是“儿童节联欢会”，要是去玩，那就是少年宫和公园。另外文字也一样，充满编造出来的教材的气息。我觉得应该增加真实的篇章，而不是“小华”，“小明”们这种“人造的”课文。如果用心去找，适合小朋友读的材料很多，我不明白为什么都不入教材编写者的法眼，入选的文章，很多是没有多少营养的“教材文章”。

我相信教材编写者都不是有意要让教材变得没营养的，可能还是在方法上不得要领。对于青少年心理缺乏必要的认识，缺乏一定的想象力。编写过程当中，可能眼睛盯的是大纲，而不是常识；教材改进的依据，是过去版本的缺乏，而不是未来社会的需要；编写中面向的是成人的好恶，而非儿童发展之实际所需。

但是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人学习新东西还是挺快的，如果像搞经济一样去搞教育，以上抛砖引玉式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里尚未提到的教材问题，我相信都可以一一解决。

《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7日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