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多家媒体引述美国伊利诺大学理查德·安德森教授关于中美儿童课外阅读的一项比较研究。研究结论称：“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和一个美国普通家庭为孩子提供阅读材料的经济能力大体相当，但是美国儿童的阅读量却是中国儿童的六倍。”关于中美儿童阅读量的差别引起了不少关注，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过程和内容方面的差别。在中国儿童有限的阅读里，阅读的选择是什么？很多家庭让孩子从小读唐诗，背唐诗。最近还有不少读国学经典的风潮。这些当然都有益处，但鼓励孩子读优秀小说的就比较少。似乎读小说对于孩子的教育没用。读唐诗宋词更“实惠”一些，效果似乎也更明显，会不会背马上就知道。但这种做法，忽略了儿童内在学习动力的因素。很多唐诗类经典，是很多孩子是被家长盯着背完的，孩子自发阅读的兴趣不大。培养阅读兴趣，需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可以让儿童循序渐进去读的虚构类作品。

 

根据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虚构类作品，如小说、戏剧、诗歌，也是思维训练的极佳工具。 《高教纪事报评论》2013年末发表了肯塔基大学英文系教授丽莎·桑杉(Lisa Zunshine)的一篇题为《小说更胜一筹》（Why fiction does it better)的文章 ，称读小说更容易培育青少年的“思维理论能力，亦即定位自己和他人思维模式——包括思想、信念、欲望—— 的能力。” 人若无法知道对方一个说法的来龙去脉，又如何能够进行合理判断？如今网络上消息流传极快，而微博上 140字的限制，让观点能传播，但又不能充分展开。聪明人遇到一些说法还掂量掂量，蠢人看到什么信什么，或者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看到什么也不信。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年轻人形成精细思维的能力至关重要。各国都在强调“批判性思维”。这种“批判性思维”，离不开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所持观念的背景、假设和内在逻辑的判断和评估。这种能力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训练出来。

 

在学校教育的层面，如何培养这种思维能力是个很大问题。这几年美国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 学校为了培养“高端思维能力”（如分析、应用、评估），采取急功近利的方法，脱离内容，直接去教这些“能力”，比如强调在阅读材料中，植入和这些思维有关的词汇，“思考”、“了解”、“记忆”、“探索”，借此提高学生的复杂思维能力。好在这只是教育专家或决策者一厢情愿的倡导，私下里各个家庭还是让孩子看很多小说的。在阅读的选材上，家庭的角色比学校还要重要。很多课外阅读材料，几乎完全是家长引导孩子去选的。

 

教育政策如果强调认知词汇和学术词汇，则自然而然让学校强调非虚构类的作品。而虚构类作品，则可能在不用“判断”这个词汇的情况下，训练读者的判断力。桑杉教授引述了一项认知科学研究，该研究将两组儿童进行了对比，一组儿童阅读材料中认知词汇比较多，另外一组比较少，结果却发现，认知词汇比较少的那一组儿童的思维能力更强。

 

这一点不能理解。小说中，很多人物性格、关系和心理，作者述而不议，需要读者自己揣摩，这对于思维的强度要求更高。《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读者可借此想象此人的样子和性格。如果仅依靠他人总结，思维则难以摆脱标签式的描述，比如“强干”、“泼辣”。通过标签去认知一个人物，认知则会狭隘化。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中心思想”总结（本文反映了…批判了…)的做法，更为严重地阻碍了学生培育复杂思维的能力。 

 

小说中还有各种认知错位、冲突、“戏中戏”，可训练看问题采用不同视角的能力，培育人穿越到他人心态的 “同理心”。《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迫使读者去用至少四种视角，去看一个家族发生的故事。读者甚至要通过一个白痴的眼光，去客观观察外在事件。 读好的小说有时候远比读心灵鸡汤式非虚构作品费劲。在阅读小说过程当中，读者必须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判断，最终对于被描述的事件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这种思维训练，不只是文学小圈子的游戏。我们为人处事，何处不需要我们复杂的思辨能力？企事业单位经营中遇到的复杂关系，思维简单的人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无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呢？标签式的能力描述已经无法帮助筛选者准确定位一个人的强弱之处。 美国一些名校的录取，开始设置一些非常搞怪的情境，把申请者甩出他们预先准备的说辞轨道。芝加哥大学的面试考题就包括：“如果你可以选择被机器人、恐龙或者外星人抚养成人，你会选择哪一个？”  而企业招聘的时候，“领导力”、“沟通”这类能力，也无法从简历自我陈述的标签式描述中判断。越来越多的招聘官员，开始通过“情境”（scenario)， 去让应聘的人去想象特定故事背景下，自己如何去行动。而不怎么读小说的人，这些穿越和想象的能力，又怎能去培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