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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成见误了教育  

近日,在中考高考中降低英语考分比重的呼声渐起,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经进入计划。包括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内,呼吁弱化英语教育所持的理论依据,是英语课挤占了“国学教育”的时间。
 
钱穆先生曾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在论述英语与国学矛盾的时候有网友问王社长国学是什么,他的说法是“国学即人学”。说文学是人学我还觉得有理,而国学在海外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学。假如有人不钻研国学,那还是不是人?无论怎样,“国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其界定历来值得商榷。英语只是一门语言,用它来给“国学”教育这么大而无当的概念来顶罪,恐怕是“错怪好人”。
 
笔者日前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称,此举会加剧机遇的不公。削弱公众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只会让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受害,难不倒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到了高中、大学,就可以送孩子出去读书,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让孩子提高外语水平,拓展各种机遇。但是也有读者给我的反馈是: “英语作为外语,优势群体子女在地域及资源等因素中的优势,是弱势群体子女所不具备的。所以把外语作为应试的重心,弱势群体子女自然就会失败,早一点开设英语,弱势群体子女就会早一点失败,从而保证优势群体子女的优势。” 
 
这个新视角,很有价值。只不过其中诸多论断不知是否确有依据,例如英语考试弱势群体是否先天不足,我觉得有很值得做一番实际研究。一些想当然的说法,恐有以讹传讹之误。我上大学那阵子,去参加英语系面试,从老师中听到一个偏见:“桐城人方言重,不适合学外语。”好像我们比不过合肥等地的城市学生。后来,我们那一届的49个英专学生中,有9个桐城人。英专沦为一群普通话讲不好的桐城人的“重灾区”。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批人学得都还不错。英语也要下苦功,乡下孩子因为高考配额不足,反而更刻苦,这可以弥补师资、接触材料方面的不足。
 
多一些实际数据,恐怕会少掉不少成见偏见谬见。这些方面很值得学者去下一番功夫,比如他们可利用现有重大考试的结果,和基本人口构成数据,去展开分析。 不能单纯依据“目测”去下结论。当我提出这种看法时,那位读者又称,他说的现象在高校“一看就知”。这种“一看就知”受主观印象的影响很大,有时候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只会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继续验证、强化自己的偏见,而不是发现新的真相。我最近去参加美国一信息技术会议,发现有个有趣现象,根据“目测”,年轻学生应该更喜欢电子读物,但是实际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更喜欢纸质教材。
 
“国学”和“外语”在教育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外语占了下风,恐怕就是这种“目测”和成见所致,而非真正有实际的决策依据。英语和中文的此消彼长,我想可能更多体现在购买图书这种预算上。而在学习上,两者的学习并非“零和”的、此消彼长的游戏。英语学习对中文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说法,属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研究界有一笑话,称七月份纽约冰淇淋销量最高,同一月份纽约犯罪率也最高,看来冰淇凌刺激了犯罪率。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把同时发生的现象,简单地建立起因果关系,否则与占星术何异?
 
导致英语热国学冷的诸多原因之中,不乏国学教育本身的失败。而这种失败,是整个应试教育失败的一部分。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语文教育,不是让人启蒙。那些稀奇古怪的考试项目,如阅读理解后的选择题、成语辨别,不是要考你会的,而是要考你不会的,为了选拔而选拔,这种考法和相应的教法,是要把“学生一棍子打晕”。 在这方面,英语教育和语文教育其实是难兄难弟。
 
反过来,中文和外文学习,事实上还可相辅相成。朱光潜先生曾称:“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尽管过去的中国文学如何优美,如果我们坐井观天,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我们就难免对本国文学也不能尽量了解欣赏。美丑起于比较...纯正的文学趣味起于深广的观照,不能见得广,就不能见得深。”(朱光潜《谈翻译》)同样,涵盖经史子集的“国学”教育,或许还可从英语教学的方法论中受到启发。比如在美国,英语阅读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学生要阅读大量图书,并有相关的测评可对学生进行阅读效果和进度的追踪,这方面多依赖一两本教材来学语文的中文教学可以借鉴。
在学习方法上,我们的思维可拓宽一些,去想如何改进今日学生的学习方法,让中文学习和外语学习齐头并进。最近我看了郭凤岭先生所编《翻译的尴尬》一书,上面记载了不少翻译家的成长道路,我发现这种中文外文同时长进的状况非常普遍,甚至是多个语种的学习齐头并进。例如傅惟慈先生,是英法德俄语都会。如今很多学习者学英语学得吭哧吭哧,最后恼羞成怒,拿国学来当遮羞布。
 
可惜翻译大师们的故事,又以逸闻趣事为主,不知可推广程度如何。我想教育界应该致力寻找更为合理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找方法的第一步, 是走出迷信和“目测”,以免其阻碍了我们对高效学习方法的追求。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能否借数据之力,发现到底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更为有效?关于中国学生的学习特征和效果, 教育部门应该有各种数据可供挖掘,比如按区域、人口统计特征等多种手段,分析学习效果,也可通过各种实证方法,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让更多学习者得益,使得不同学科的学习都有长进。
 
这方面美国教育研究中就有不少研究,对于学习者极有帮助。比如前不久我看到一份报告,称一些我们传统认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如划重点划线,反复朗读,并不有效。而另外一些方法,比如“自测题”,就更有效果。老师如果把一些测试放到网上,用Quizlet之类软件,让学生去自测,学习效果更佳。还有一种好的学习方法,是“间断学习”,亦即把一小时的疲劳战学习,分配为三个二十分钟。在这种新的时间分配方法之下,学习同样内容,往往效果更好。这些研究结论的成果普及开来,我想很多人都会从中受益。
 
另外,学习者之所以感觉外语或者语文学习枯燥,也是因我们缺乏对于学生心理的深入研究,比如不知道设计怎样的学习材料,可增加学生学习动力。这方面,也是有不少研究,支持某些方法或结论。比如学习材料调用多种媒介,会比同一种媒介(如文字描述)效果好。
 
和枯燥相对的学习,是高激励型的学习。激励学生的学习动力,需增强材料的相关性。而最相关的材料,无非是来自于现实场景的材料。倘若增加来自现实生活的测评材料(authentic assessment), 会比现今常用的标准化测试,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标准化测评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使用过于普遍,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创意。著名教育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举过一个例子:研究者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三角形,让孩子们去画个包括这三角形的屋子。一组学生得到暗示,是这种屋子必须是“正确的”样子,另外一组学生可以随便去画。研究结果发现,“正确”屋子那一组的儿童,画出来的屋子大同小异,缺乏创意;而对照实验组的小孩,画出来的屋子千姿百态,瑰丽无比。由此可见,哪怕是测试方法改变一下(比如从有“正确答案”的标准化测试,到开放式的测试),学习的收效就截然不同。这种发现,应该有助于我们在沉疴积累的应试教育中找到新的测评和教学思路。
 
各种通过教育和心理学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和来自实际调查的数据,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依据。现在各个学科,都讲究基于实证(evidence-based)。 教学领域, “基于实证的教学”(evidence-based teaching), 也开始受到关注。如果还是仅仅依靠目测、拍脑袋和坊间传说来改革,恐非学习者之幸。在实证研究上不下苦功,解决学习者的实际困惑,而仅让“国学”和外语捉对厮杀,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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