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语教育再度成为公共关注的热点。英语作为最大外语语种首当其冲。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北京市则计划自2016年起，中考英语科目分值从120分下调到100分，高考英语科目分值从150分下调到100分。

　　或者取消，或者利用考试杠杆，弱化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之所以一再成为话题，主要原因是大众对英语教育的低效非常不满。而各种英语培训班的涌现，则正是因为公共教育领域的英语教育效果欠佳，效率低下。这个问题的存在，也说明公众对于英语教育的期望值在逐步提高，不然大家也不会去找课外的培训班去拾遗补缺。

　　但客观地看，这些年公众英语水平进步还是很大，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后英语热的功劳。而今，我常听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说现在去中国，基本上都能和普通年轻人沟通。我自己求学的90年代初，学生和外国人的交流，仅限于参加“外语角”这种少数场合的少数学生。而今，很多大学生都能和外国人简单交流。对外开放对于普通人的一大红利，便是这种外语的普及，让公众的视野上了一个档次。

　　但是在中国，英语又没有普及到年轻人从简单交流到深入沟通无障碍的地步。换言之，水烧到了99度，到真正烧开还有欠火候，何必在这时候前功尽弃？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深圳的电子产品，被普通中国人通过网络平台售往欧美，而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和中国的交往中寻找机会。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总结说，21世纪的趋势是产品过剩（abundance）, 劳动自动化（automation）, 第三个就是亚洲（ Asia.）他说西方初级白领工作一部分会被自动化（现在甚至出现了会编写程序的软件了），一部分流入亚洲，尤其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中国由于语言问题，难以在这种全球化资源的优化组合中充分发挥优势，所以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徘徊。在全球化背景下说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提高国民英语水平这个教育问题。

　　学好外语，会让人们多一些视角，去看现有的问题，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也能增加职业发展机会。试图打压英语教育，背后的诸多原因其实都脆弱不堪。比如可借助翻译来交流，深入的专业交流，如果仅仅依靠翻译，会漏洞百出，难上层次。而今一个常见的说法，是 大家学英语，却把中文给丢了。 2013年10月18日，我在《今日美国》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档很受欢迎的写字电视节目，类似于美国的“拼写竞赛”（spelling bee)， 该节目暴露了很多中国人现在不会写字了，比如“尴尬”二字，很多人不会手写。这是因为技术工具的使用，使得书写方法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也不能过度担忧，就好比珠算淡出了公众的使用一样。 “中文不好”这种结果，不是英语学习造成的。

　　学生不花精力学外语，剩下的精力也不一定会用来学习中文。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外语学得好，语言的感觉会强化，中文也差不到哪里去。钱钟书、林语堂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国学和外文不是你死我活，而可能是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语言是互补的，中英文（或者其它外文）非常不同，其背后的思维也不同，有时候跳出中文去看一些别的国家的文字，反而会让中文的写作有所创新。如今的一些作家，在外文小说中找启发。反之亦然，庞德也从中国的诗歌中寻找启发。

　　如果我们立足长远，让全民的英语都达到一定的使用水平，英语才会下“神坛”，各样针对急功近利者的乌烟瘴气的劣质培训才会减少。我也希望学习者不为考试所误，为了考试而学外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只是为了达标，考四级六级，恐英语学习难有成效。如果能放眼未来的职业发展、交流机会、国际视野，家长就不能疏忽对孩子的英语教育。

　　我和英语教育机构无利益瓜葛，写此文非因利益受到冲击，但我是九十年代强化外语教育的“即得受益者”。 而今国内外交流更为密集，反去呼吁削弱外语教育，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开倒车行为。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因为这样会加剧机遇的不公。削弱公众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只会让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受害，难不倒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到了高中、大学，就可以送孩子出去读书，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让孩子提高外语水平，拓展各种机遇。

　　各位家长，教育你的孩子把英语学好。至少，以后人家不会因他们的外语不好而忽悠他们。他们也不会因为外语的问题，在某个本可抓住的机遇面前望洋兴叹。事实上我想大部分家长都会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刚性需求”的存在可能是长期的，故而强调“强化”英语教育也没有太多必要。但我建议教育界不要继续在强化弱化英语教育的话题上纠结，而应考虑如何去“深化”英语教育，比如如何利用名校公开课和网络资源，改进正规教育中的教学思维和教学方法，让学校英语教学卓有成效，这才是最为合理的做法。

　　载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