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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小伙子找对象,在美国找了个女友,晚上带她兜风,遇到红灯,小伙子闯了过去。那女友很快就和他分手了:“红灯都敢闯,跟这人在一起哪里有什么安全感?”

小伙子后来海归回去了,又谈了一女友,晚上又到了红灯前,想起以前的遭遇,停住了,没有闯,女友又很快跟他分手了:“闯个红灯都不敢,跟这人在一起哪里有什么安全感?”

《全球之声》博客上一埃及人写过一篇文章说:

“在杜拜空荡荡的郊区道路上,虽然亮起红灯,我和几个印度人与非洲人便直接穿越,另外两位华裔女孩与一名欧洲男子则等到绿灯才前进,仔细思考后,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与欧洲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守法让他们更强大,因为我决定遵守交通规则,希望有天能像他们一样。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巨人。”

这个说法让人哑然失笑,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闯红灯大国,可是因为那两位“华裔女孩”在国外遵守交通秩序,我们便成了“遵纪守法”的大国,可见在中国人不多的地方,我们的一言一行何等重要。

言归正传,回到闯红灯的话题上。帕慕克在《别样色彩》(Other Colors)一书里,说到土耳其街头的的哥如何把车子开得如同是在打电子游戏。基本上是规则归规则,飚车归飚车,把这个诺贝尔奖的新科状元吓得《我的名字叫丢魂》。帕慕克的观察是,土耳其人的享受的自由很少很少,所以司机们开起车子来,就等于是一种变相的发泄,以打破规则为乐。可能自由这东西也就是一种守恒的能量,一个地方释放不了,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

《万灵节》里,塞斯·诺特博姆也对闯红灯有个有趣的观察,同样和“国民性”有关:

在康德路,他看到红绿灯变成了红色。他左看看,右看看,没看到什么车,很想就这么过去,但是他还是没有动脚。他觉得身体在发出相互抵触的指令:一种奇怪的神经波传到了不该传到的腿上,这样一来,他一只脚还在马路沿上,另外一只脚却迈出去了。透过飞雪,他看到马路对面一群沉默的人,也在等着过马路。在这样的时刻,荷兰人和德国人的区别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在阿姆斯特丹,不闯红灯别人会觉得你是白痴,而在这里,你要是闯红灯,别人就当你是白痴。德国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啧啧,又来了个不要命的疯子。”

他问过现住在柏林的荷兰雕塑家维克多,要是两边没车来,他会怎么办。

“我会过马路,除非边上有孩子。总得给孩子树立好榜样,等等等等。”

他自己呢?他决定利用这些奇怪而又空闲的时刻,来完成他称之为“即时冥想”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骑自行车的人只要有些自尊,都不会装前灯,遇红灯不会停,单行道也不会循规蹈矩照正确方向走。一个规则对自己是否适用,荷兰人喜欢自己来决定。这种嗜好是新教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它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混乱。他上次去荷兰的时候,他注意到汽车也开始不管红绿灯了,有时候连有轨电车也会这么来。

“你成了一个真正德国人了。一是一二是二。必须有这Ordnung。下次你乘地铁,你听他们怎么发号施令的: Einsteigen bitte! Zurückbleiben! 瞧,你看他们都热衷于服从命令了。”

“荷兰人不喜欢被人使唤来使唤去。”“德国人喜欢纪律。”这些偏见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

“在阿姆斯特丹,交通十分危险。”

“啊,没错,不过,德国人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这个荷兰人无法比。这种速度就过火了,太丧心病狂了。”

红绿灯终于变绿了。街道另一侧六个身上披雪的人一起行动起来。没错,大家不能笼统地说事儿,不过国民性格这东西还是存在的。这国民性格是从何而来的呢?

书中又说,德国人遵守规则,可是到了Autobahn上,车开得没有最高限速,我看要是不死,就只有遵守规则,保持同一条车道开,不然,你刚才看还没车,突然间,会有一辆车从边上的车道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飞过来。

不妨借红灯问题,总结一下国民性吧:土耳其司机闯红灯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自由,德国人不闯红灯是为了在绿灯的时候“奔驰”,荷兰人乱闯红灯这是新教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剩下的非洲人、印度人都不把红灯放在眼里。我们中国人闯红灯又是为什么?恐怕是因为没有交警在看吧。不过我相信由于汽车比人狠,现在闯红灯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吧,毕竟,谁想坐快速电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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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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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桐城人,现居美国,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业余从事文学翻译,曾译有《河湾》、《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 、《老谋深算》、《万灵节》、《布鲁克林有棵树》、《两个世界之间:赛珍珠传》、《另类的英雄:萨特传》 、《地之国》、《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他还是多家报刊的撰稿人或专栏作者。 感谢大家来访。除特别说明外,博客文章均属原创,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与引用。如商业性网站或者平媒使用,请支付稿酬(联系地址berlinf@yahoo.com,或在文章后留言告知)。 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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