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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法庭当翻译 | 伟哥蒙难记

在俄克拉荷马上班时,北边不远的堪萨斯威奇塔法庭通过学校外办联系到我,让我去做翻译。当事人王国伟(我称他伟哥)原本在福建务农。后来和其他村民一样,偷渡到了美国,靠一胎化的借口申请庇护,获绿卡。他英语基本不会,先是在一餐馆打工,后来自己在威奇塔附近一个小镇买了个小餐馆。餐馆前任老板是一个外逃贪官,被国内通缉,但是贪的钱没有好的洗钱渠道,绝大部分被困在国内,取不出来,辗转逃到美国后生活困顿,落草到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按照国人偷渡者的传统,身份合法后,开了个小餐馆谋生。不过因涉案金额大,国内司法后来还是想方设法和美国联系,将其带回了中国。
 
伟哥接手后,服务员中有个墨西哥女子告他在厨房用咸猪手捏她臀部,并试图强奸。争吵之下,叫来警察。警察出于安全考虑,将此公收押。拘留后,警察循例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领事馆的电话,通常是摆设,很难真的打通。
 
伟哥就一直在拘留所关着,像关到鼓里一样,和狱方无法沟通。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一个中餐馆老板性侵被抓的消息,在向有“平得像个煎饼”之誉的堪萨斯,可是大件事。在美国,一个小镇可以没有邮局,但是一般不会没有“熊猫自助餐”、“长城餐馆”、“四川餐馆”之类的中餐馆。这家倒霉的小镇一个老板被中国司法抓走了,一个老板被美国司法抓走了,小镇的中餐就此凋敝,大家回到了汉堡、薯条、炸鸡的传统美国生活方式上,连左宗鸡、酸甜鸡这种伪中餐也吃不上了,很郁闷。但想到自己过去吃过的春卷,可能是性侵的咸猪手包出来的,人们愈发义愤填膺。伟哥的事迹,一下子被威奇塔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觉,纷纷报道。警方发布消息时,鼓励更多受害者站出来举证。这下好,一下子冒出了别的几个女子,也说打工期间,被王老板摸过、猥亵过,仿佛伟哥不是小中餐馆老板,而是在竞选州长。
 
伟哥被关押二十多天后,有保释公司找到监狱里来,要出钱把他保出去。当时司法机关设的保释金为八万美元。保释公司的运作是这样的:八万块他拿不出来,但是保释公司可以给他出。他必须分期付款,给保释公司20%,一万六,并保证按期出庭。如果嫌疑人在法庭规定的审判日期准时出现,法庭就把保释公司押付的八万美元还给他们,这样保释金公司从嫌疑人身上净赚一万六美元。如果嫌疑人到期不出庭,保释公司就亏了八万美元。美国犯罪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保释公司出去搜捕嫌疑人的场景。他们是不论死活的——人死了,法庭也有义务归还他们的押金。
 
被保释出去之后,伟哥以为平安无事,就分期付款给保释公司,以为从此以后,和保释公司打交道就可以了。此后他一直没有等到开庭的消息,以为事情可能已经了结了。法庭开庭是需要时间的,各种案件多如牛毛,法官、公诉人、法庭其他工作人员人手有限,都只能按部就班一步步来,不是抓了马上就审的。这一点伟哥严重误判,从小道消息听说被捕后三天必须审判。可见在陌生国家不调查清楚其办事规律,是多可怕的事。
 
等候期间,伟哥听说国内老父病倒,就跑回去探望。严格来说,这是违反了保释规定的。保释公司和他签合同的时候,是要他不许离开,去什么地方都要汇报,甚至拿走了他的护照。伟哥称护照丢失,去中领馆重办了护照,这等于单方面宣布保释公司的护照作废了。
 
回国之后,本该呆国内,毕竟中美没有引渡协议。堪萨斯州不大可能为他这事去和中国协调,将他引渡回来。但过了一阵子,伟哥觉得在美国被保出去,交了不少钱给保释公司,应该给讨回来。他于是又跑回美国,进关时被抓个正着——他从保释公司逃庭一事,使得他进入了罪犯追查的联网系统。加州警察将其抓获后,告知堪萨斯司法部门,堪萨斯部门将其引渡到当初犯案的管辖地威奇塔。
 
法庭找到我的时候,伟哥已经在威奇塔的郡监狱关了六个月了。接到他的案子后,我第一次陪律师走进监狱。第一次去,是律师开车带我过去的,一路上我们聊美国司法系统,我等于补修了一门美国法律课,律师说你应该去学校申请三个法律课学分了。
 
到了威奇塔监狱,发现它并非联邦或州监狱那种最严管控的状态,进去之后并无听到鬼哭狼嚎。监狱中间放风的地方很大,像封闭的篮球场,有一天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大家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球,悠闲得很,风尘仆仆赶来的某翻译,顿时感觉生活在外头更苦逼。问伟哥在里面有无受罪,被人揍什么的。他说还好,他住单间。问他在干嘛,他说成天在监狱中睡觉,踱步,活得像个哲学家。看这情况,拘留所也就是一大学生宿舍。只可惜这只是“预览模式”,而非是实际操作模式。一旦定罪,转入州监狱,或许情形就不一样了。
 
见面后他直言自己清白,说是那墨西哥女子诬陷他。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保释公司的钱还能拿回来吗?”
 
我说自从他逃庭,保释公司的八万块打了水漂,火老大了。
 
“那要是我无辜呢?”
 
律师说:“也拿不回来了。”他转向我:“这些保释公司都是大鲨鱼,吃人不吐骨头的,别说你逃庭导致他们损失,就是你按时出庭,也不大有退钱的事发生。当时签合同时候你没有看吗?”
 
“当时没翻译跟我讲啊。我以为保出去,没罪给我退钱呢。他让我签字我就签字。”
 
律师说:“下次任何人找你签字,你要搞清楚签什么字你再签。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伟哥说那亏大了,他就是回来讨钱的,谁知道是自投罗网。他让我告诉律师,他这算自首,会不会宽大处理?就说中国就这么办的。
 
律师说不是这么来的,怎么判断要看陪审团成员如何判断,是综合方方面面情况的。
 
陪同律师的翻译比较简单,时间上、场合上压力都不大,难的是庭审。律师告知,庭审是否举行,是否顺利,翻译是最关键一环,不然大家全都抓瞎。开庭不仅考虑法官的日程安排,还事关证人的召集、陪审团的选择,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要是找不到翻译,或是翻译放了鸽子,麻烦就大了。故而到庭商定庭审日期时,律师称我有正式工作,并非全职翻译,需从单位借调,还要从外地过来,请法官在时间处理上优先安排。法官说:没问题,可优先安排日期,让法庭事务员玛莎具体操办。玛莎说会根据我的时间,安排在春假期间。在国内当翻译多年,翻过杂志文章,翻过领导讲话,翻过城市宣传文宣,翻过楼盘广告,常被称作“小翻译”,地位卑微。不想在美国当法庭翻译这么威武,所有人日程都根据翻译的日程来调整,这叫一个威风!
 
日程下来之后,我发现搞错了一周,亦即是春假后的一周开庭。问律师庭审需要多长时间,律师说难说,可能要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我表示,这样请假比较难。律师说,没问题,我可以写信告诉你老板,也可以让法院发传票。不久,我果然收到人生当中第一张传票。传票上规定,在庭审期间,我必须作为证人全部时间出席,否则罚款500美元。拿到传票后,我想翻也得翻,不想翻也得翻。我把传票发给老板,说需要请假。老板说你这是为美国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你利用假期时间,你假期还是留在以后回国时用吧。这话把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这老板的境界,和要你“996”的当代周扒皮老板们差别多大啊。
 
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任职资格。法官将我招呼到陪审团室,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某高校。他说巧了,我们是校友。上次学校的校友返校日文艺汇演他还去过。
 
“说说你的背景,”他说道:“我们注意到你并非注册翻译。”
 
“我在国内英文专业毕业,给多家公司和个人当过翻译,包括你们州长。”别说,堪萨斯州里曾经和国内有交流,州长有讲话,我还真给翻译过。美国中西部翻译圈子很小,转着转着就找到了我。
 
“我看那就行了。”
 
原来这家常是一个小面试,看我是否够格。
 
不过,法庭手续很严格,繁文缛节不少。到庭之后,法官把我、律师召集到他面前,问伟哥和律师是否同意,豁免让法庭注册翻译代表自己的权利,双方均表示同意。就这样,我的资格认证,被法官、当事人、律师私了了。
 
无经验或不合格的翻译,会导致案件处理的延误,和沟通上的错误。庭审之前,律师通过谷歌云盘,发来伟哥被捕后刑侦警察做笔录的录像。录像上的翻译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他能说一些汉语,不过做翻译还牵强,例如罪名都没有搞清楚。问话时伟哥问他犯的是啥罪,翻译说是严重罪行。伟哥问多严重。翻译说是和性有关的犯罪。
 
伟哥说:哦,是说强奸罪,流氓罪。
 
不知道伟哥是否知晓,而今流氓罪现在已经没有了。搁在严打时,犯流氓罪会被重判,有的人甚至被判死刑。换言之,伟哥知道了犯罪性质的严重,问题是翻译没有听清什么叫强奸罪、流氓罪。
 
刑侦警察问他们到底讨论什么。
 
翻译说:“他说他的罪在中国不重要,只是轻的罪。”
 
这引起了警察的反感。他断然纠正:在美国,这是二级性侵 ——一级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犯罪。
 
这中间的沟通,阴差阳错,如同在看黑色幽默的电影。一个犯罪嫌疑人,不管他自由的时候何等跋扈,一旦被抓之后,都颇为无助。司法系统若不人道,怎么作践均可以。这是法律必须讲究程序合理性的原因所在。若想保持程序合理,翻译误会到这里,刑侦警察就不该继续询问,而是找更合适的翻译来协助沟通。这种耽误,使得案情一拖再拖,直到保释公司前来,把稀里糊涂的伟哥稀里糊涂地保了出去。
 
第一天的任务是挑选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十二个人,如《十二怒汉》电影里说的那样。但是被召集过来候选的有四十八个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分别和陪审团交流,一问一答中,考察他们能否客观公正,排除其中一些人。公诉人、律师和法官可以共同排除一些人,然后双方律师各自排除十个。剩下来的人中间,法庭选取前面十二个人。
 
在选陪审团的问答中,公诉人的问题,侧重于这些人能否给人定罪,比如她问这中间有没有人被性侵过,是否认识被性侵的人,是否认识性侵犯,是否需要人证物证齐全才能给人定罪?公诉人为争取好感,也在问询中说些笑话,让大家放松下来。提问环节她问一个潜在陪审员:你的性生活,会不会公开在法庭上说?
 
那位老年女性说:“会啊。”
 
公诉人又问:“具体细节你会不会说?比如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老年女性说:“昨天晚上。”
 
整个法庭笑翻了。
 
被告律师的问题,侧重于给人定罪所需的举证责任。他通过问答方式教育潜在的陪审员,举证责任完全在原告一方,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必须宣布被告无罪,将其当庭释放。
 
问答中,我一直在做同传,这并不容易,法庭的场景有时候比较杂乱。有时候几个人在说话。有时候一句话没翻完,下一句话已经不经意地飘走。法庭记录员后来称,她注意到,发言者声音高,我翻译的声音就随着高。她有情绪,我也表现出有情绪,我头一回知道自己还可以这么声情并茂,不断给自己加戏,堪称影帝。
 
我于是降低了嗓门,以免多声道影响了她的记录。出庭人员看起来渐渐忘了我的存在,各自用正常语速对话或陈述。被告上证人席给自己作证的时候,法官叫我不许发挥,而是逐字逐句翻译被告的话,我才从同传变成交传。这个过程当中,公诉人提问极有技巧性,诱使被告在时间点上描述错误,自证说谎:
 
“你离开威奇塔,有无跟保释公司打招呼?”
 
“没有。”
 
“为什么?”
 
“讲不清楚。”
 
“你为什么离开?”
 
“老父病了。”
 
“不可以跟保释公司说吗?”
 
“事情紧急,必须回去。”
 
“你从威奇塔回去中国,要多少小时?”
 
“不知道,好像有飞机直飞吧,也可能没有。”
 
“你离开威奇塔后,先去了哪里?”
 
“新奥尔良。”
 
“你在新奥尔良呆了多久?”
 
“一个多星期吧,老板后来业务不行,让我走了。”
 
“你去了哪里?”
 
“纽约。”
 
“呆了多久?”
 
“七八个月吧。”
 
“法官大人,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公诉人就此打住。她成功地暴露出了伟哥的前后矛盾,留白给陪审团去下对方撒谎的结论:一面说回去看老父紧急,一面不慌不忙去新奥尔良和纽约,这个如何解释?伟哥应该并无撒谎——传讯保释公司作证后我发现,保释公司听说他被捕后,舆论沸沸扬扬,小餐馆门可罗雀,倒闭了。他欠下房贷车贷,生活困难,同意他去新奥尔良和纽约去打工的。他应该是在纽约接到电话老父生病的电话,然后回去的。问题是他自己不懂得澄清。休息时,我说他应该澄清事情的次序和时间点,他说次日再说。律师次日宣他作证,他依然问一句答一句,未能澄清自己回国的时间次序。我在边上着急,也没有办法,眼看着伟哥一个坑一个坑接着往下跳。法庭一直在记录,我不可以添油加醋。
 
此案缺乏物证,只是双方的一面之词。公诉人找来办案的警察,问有无可能收集物证。比如收集DNA证据。当时的警察跑到中餐馆,沟通不畅,直接逮捕,并没有收集物证。这么一来,案件的证据仅剩人证。出席的人证接二连三,被告律师请求他们回避,以免误导陪审团,但是未获法官支持。法官要求陪审团成员仅考虑证人的证词,能否说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连贯性。而并非判断单个案例能否给人定罪。再清白的人,也架不住几个人的证词。最后,陪审团判定嫌疑人有罪。
 
那一日,我回到汽车旅馆,颇为难受。外人总以为出国多么光鲜,事实上一旦有事,小事也会是大事,人会孤苦无依。在陌生国家讨生活总有风险,除非你精熟地掌握其语言和文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人海伍德以为搭上了中国权贵,勒索无度,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大学生奥特·沃莫拜尔(Otto Warmbier)跑到朝鲜,摘了宾馆一块牌子被抓,被朝鲜整成了植物人后被送回国,不久丧命。传奇登山家汤米·卡尔维儿(Tommy Caldwell)和女友等人在吉尔吉斯斯坦攀岩时,被叛军抓获,在荒山野岭间被押解,不知去往何方。后来在山巅,他把最后一个押解的叛军推下悬岩,侥幸逃脱。
 
我只是翻译而已,本不该站在一方角度考虑问题,同情他的遭遇。但此案这是大家空口对质,案情不明,并无物证。在此情况下,同胞被判罪,多少有些难受。像这种情况如果有钱,可以请好律师,随便从程序上找个漏洞,也可以让伟哥脱罪。很多关键点我作为外行都能看出,但此案辩护律师并没有抓住,我又无法越界去干涉,否则和我的翻译身份冲突。律师是法庭指定的,是那种公家的律师,只按时间收钱。人是很好,慈眉善目,像肯德基上校,但是在水平上,在凶狠程度上,比公诉人差远了。有钱没钱,这种时候真是决定命运。
 
次日是定罪审判。去之前我在汽车旅馆吃早餐,遇到了一位证人。按照规定,我们不可以互相说话,我只是点了个头。她竟然白了我一眼,我意识到这事居然把我扯了进去,仿佛和我也有了什么关系。
 
回到法庭之后,陪审团的任务是给罪犯量刑。律师再次请求让伟哥作证,说明自己过去没有犯罪记录。这本来应该是大好机会,澄清自己并未逃庭,可是伟哥站在那里惜字如金,一句话都不多讲,导致了机会浪费。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神智不清,其回答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及常人的思维水平,更谈不上是公诉人说的那种有预谋的、习惯性的罪犯。让一个智力上有问题的人,被过度惩罚,我内心会不安。但是我也为自己感到可耻。一个智商有问题且英语都不大会的人,在美国可以开餐馆,若不是此事耽搁,赚的钱并不比我少。我怎么解释我自己的生涯?
 
但是这个先不管了。首先是不是有机会帮这哥们减轻一点刑期。我自己要求作证,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嫌疑人异乎寻常的行为表现。律师也提了出来,但法官说看不出嫌疑人表现异常的地方,另外他说我并不一定有心理学方面的任职资格,否决了这个提议。
 
最后,陪审团判了他八年。他当场被警察带走。在这个世界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他将荒废八年时间,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处境。我告诉他,在案情对他这么不利的情况下,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问自己表现得怎么样,说得好不好?我违心地说:很好了。让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一直处在对法庭表现的懊悔状态,也颇为残酷。
 
“人太多,我蒙了,”他说。
 
这事就这么完了,做完翻译,玛莎问我要不要咖啡,我口干舌燥,去要了杯咖啡。在茶水间,一个法官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大家都在说你的翻译出色,过来认识一下。回到法庭,法警说他过去看过很多法庭翻译,尤其是西班牙语翻译,头一次看到有人在法庭上同传。
 
这是一次另类的体验,当时感觉颇为新鲜。但几个小时之后,心理阴影开始扩散开来。那人只是个到美国重新讨生活的人,可怜多过可恨,但庭审中公诉人和证人的声音开始在我脑子里响个没完:“他是惯犯!”“恶魔!”美国政坛、商业、传媒界那么多要人,同样被很多人指认性侵,可是他们都幸运过关。社会上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淤积了起来,伟哥属“顶风作案”,有这种结果不难想象。不幸中的万幸,是此事并非发生在种族隔离时代,否则十有八九会激起暴民,将其私刑处死。假如每个证人作证之前,或是陪审团判决之前,看一遍《杀死一只反舌鸟》,想想自己可能有的主观甚至歧视,又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月后,伟哥被转到了州监狱。几天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送他一些中文书,包括中文《圣经》。监狱里经常会有牧师过去传道,但用的都是英文圣经。我打了个电话问监狱是否可以,监狱说不可以直接送,必须从规定的地方购买了邮寄,以免携带私货。另外不可购买硬皮本,硬皮本可能被犯人用来当作凶器或自残工具。我第一次知道,知识还有这么一种力量。我辗转买了几本邮寄了过去。此后我们再无联系,不知他的书都读得怎样了,是否了解外面的沧桑巨变。如今微信走红了,我们成天拿着手机在刷微信。有一天,我看到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被抓捕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需要一个翻译。”后来刘老板很快获释,回到了国内,风头十足,鼓励员工拼搏,称混日子的人不是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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