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为学校英文系教授威利·斯蒂尔博士（Dr. Willie Steele)开发一门网络课程，课程名叫《犹太大屠杀和文学》（Holocaust and Literature) 。 课程中间，位于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官员，用三节课时间，通过Adobe公司的远程会议平台Adobe Connect， 给学生讲述犹太大屠杀期间各宗教团体的反应、与大屠杀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等。几位纪念馆官员知识广博，讲述生动，对远程视频平台的使用驾轻就熟，看来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和学校交流。

      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丑闻频出。先是发生失窃事件，丢失数件文物。幸运的是，北京公安迅速破了案。故宫为表示感谢，送了一面锦旗，结果公众发现锦旗上有错字 —— “捍祖国强盛”成了“撼祖国强盛”。堂堂故宫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叫人不由大跌眼镜。人们嘲笑故宫相关负责人水平低，故而出现这种错误。但我以为更值得焦虑的不是字错，而是故宫系列丑闻中暴露出来的定位错误。

      过去的故宫，除了接纳各地观光游客和供人拍摄清宫戏之外，对外交往似乎并不多。故宫博物院院长上任后，多次提出故宫要有开放的心态。小贼如入无人之地，偷走故宫文物，或许是对“开放”的一个讽刺性注脚。但幸亏后来迅速破案，所以此事不过添一笑料，尚无大碍。而另外一种“开放”，则更令人焦虑。锦旗风波尚未平息，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又爆猛料，称 “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现有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这也是一种“开放”吧。 其实这还是没有开放，只不过过去专供皇家享用，而今专供顶级商家享用而已。

      这些丑闻掀开了文化部门管理的一角。除故宫外，其他很多文化部门，也因其清水衙门的属性，不被各级政府真正重视。其领导常由年龄到限、无法升职等原因按行政级别平调而来的，未必是专家治馆，不信大家去翻看一下各地文化部门官员的简历。由于学非专攻，半路出家，很多空降而来的领导，既无能力也无兴趣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有的因被贬至“冷宫”而忿忿不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混着日子等退休或是寻找其他机会。有的则是靠山吃山搞创收，或是出点书捞点名气。总而言之，很少会主动向普通民众宣传文化遗产。

      对美国博物馆来说，利用各种手段向中小学生和周围广大社区宣扬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则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上述大屠杀纪念馆，仅为了斯蒂尔博士这门十来个学生上的课，就先后派出了三位专家来义务授课，十分专业。博物馆为了吸引各类观众，费了很多心思，比如博物馆内有专门的儿童区，陈列适合儿童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展品。博物馆每年还耗费巨资举办活动，帮助全国各地老师在教学中介绍博物馆宣扬的历史。

      博物馆为老师给出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教老师如何从事大屠杀教学，让学生反思这段历史对于现今人类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各方面意义。博物馆资源还包括大屠杀历史的教学策略参考建议。一般来说，博物馆是一清闲部门，但是这家博物馆专门负责教育推广的主任彼得·弗瑞德莱克（Peter Fredlake)， 忙得马不停蹄，四处推广，我找他聊上五分钟时间都难。 博物馆还提供教学和研究资助，组织学术会议，去各地举办专门讲座，甚至对美国每一个州大屠杀纪念的教学都有所统计，并设有对口联系人或者联络单位。除了专事教育推广的彼得之外，上次来为我们做远程讲座的还有一位女士叫维多利亚·巴内特（Victoria Barnett)，专门负责教会关系，亦即专门向美国和世界各地教会团体宣扬大屠杀历史。总之该博物馆在社区教育方面可谓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其公共服务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受教育人数之众广、工作之主动进取让人叹为观止。他们如此努力，也把一个死的陈列馆，变成了一个活的、流动的、辐射面从所在地扩展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教育基地。

      博物馆、纪念馆让人了解文化传承或历史，需要通过教育方式实现。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就是这样，无孔不入地开展青少年和公众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才应该是此类文化部门的工作重点，至少是工作重点之一。一些国内博物馆搞面子工程，办大型展览出大型画册，虽吸引眼球，但收效甚微。

      故宫字错了还可以改，角色定位错了，才会耽误文化传播的大事。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