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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拼不过老干妈

有“百老汇中国第一人”之称的王洛勇,用英文朗诵《出师表》而走红中国网络。《出师表》是一代又一代中学生诵读的文言文名篇。没有想到,换个语言来呈现,仍气势恢弘。 王洛勇读的《出师表》,让人想到中国璀璨的文学遗产,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中国文学外译大有可为。

然而,这种潜力还没有转化成软实力。目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令人失望。我目前职业并非文学研究,对此也不精通,被世界文学课老师叫去做中国文学讲座, 提到的多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而非冷僻的例子。我常提问有多少人读过《西游记》,几乎从来没人回应。问有没有人听说过,才偶尔看到一两个人怯生生地举手。

在亚马逊网站,我看到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先生所译的《西游记》英译本 —— 最为畅销的版本 —— 读者评论不足一百。其他中国文学名著的“西游”之路也多灾多难。以四大名著的其他三本为例:写作此稿时,赛珍珠译《水浒传》仅有十条评论。戴乃迭译《红楼梦》有12条评论。C.H.布雷威特-泰勒、罗伯特•黑格尔合译《三国演义》 读者评论为31条。唐诗宋词英译更是惨不忍睹,评论常为个位数。没有一本四大名著的读者反馈多过辣酱老干妈。亚马逊的评论说明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文学经典在外面的惨淡地位。

中国读者对西方经典的了解要多得多。上世纪90年代,萧乾和文洁若翻译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曾在中国引起轰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译,既成为文化界热点,也引起了公众关注。两年前,我重译了威廉•福克纳的《喧哗和骚动》,发现连这本美国人都觉得晦涩的书,在中国依然有不少读者。

显然,我们在文学进出口方面存在“贸易逆差”。当代作品的情况可能还好些。莫言、刘慈欣等人的得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地位跃升。可是在美国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却难有《奥德修斯》、《堂吉柯德》等世界名著同样的影响力。若有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世界文学组织,到底产生逆差的文化失衡和贸易壁垒都在哪里?它重要吗?

逆差还是令人担忧的。毕竟经典文学著作里,能读出一个国民的灵魂。我鼓励西方高校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西方人若看明白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更可能理解一个中国人。人类相互了解得越多,盲目仇恨或恐惧就会随之减少。阅读世界文学,能有效增进对他国人民的了解。被提炼的概括,被过滤的分析,都会挟裹偏见,曲解原意,造成国与国、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文学赋予理解以血肉和皮毛,让人更为真切地接触一个不同的文化。增进理解不能口惠而实不至。理解不只是态度,也需深思和努力。西方学者,可通过了解中国文学而受益。目前这种了解还比较片面和狭隘。我问过多个美国文学教授,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最多提到的,竟然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体现不了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美的一面。很少有人提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可归入东方正典的文献。为什么《孙子兵法》不恰当地占据了西方世界文学课堂上的注意力?我问过一位文学教授原因所在。他说《孙子兵法》不需要加脚注就能看懂。同样“不需要加加脚注”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论语》,它被接受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的“四大名著”之类作品,对读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常识要求比较高,需要大量脚注才能“再现”,故而遭到冷遇。中国名著原原本本再现,是不是译介中的首要任务?我表示质疑。《西游记》,里面连“八戒”、“三藏”、“悟空”这些名字,都难以再现。如果拘泥于饱满地再现,则必然需要加入过多解释,这会干扰阅读的快感,让人没翻几页就失去了兴趣。要想让人接受,需要有所放弃,得给译者比较大的自由度。等这些名著“走出国门”之后,西方人有一定认知了,再回头将翻译深化。这种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必将迂回曲折,不能指望一次“完美的”翻译,一次而永久地解决名著走出去的问题。

另外一种“迂回”,是“曲线救国”。由于美国文化强势,很多机构或个人考虑翻译中国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这可能是短视行为。美国文学整体上是自负而内视的,这种习性致使美国文学与世界“失联”。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秘书贺拉斯·英格达尔(Horace Engdahl)曾称:“欧洲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太孤立,太孤岛化。他们的翻译不够多,也不参与文学的大型对话。这种无知很有限制性。”欧洲,尤其是法国,对于中国文学显然感兴趣得多。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妨取道欧洲、南美,转入美国。

解决“逆差”问题的责任是相互的。中国学者应筚路蓝缕,继续开拓,继续下西洋,把更好的中国文学介绍给西方。这需要苦干也需要巧干。中国经典走出国门,学院派总希望“原汁原味”,完整和完美地再现。可是这常常是对他人期望过高。我和多部中国作品的英文译者徐穆实说到我的中国文化外译的想法。他不认同我对《西游记》这部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判断。他说很多人并没有读过原著,而是通过卡通、电影、电视了解我说的“文学形象”。如今信息爆炸,如果中国学生自己都没有耐心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我们凭什么去强求外国人?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理解他的反馈:如果中国青少年可以通过大众文化了解中国经典,为什么对西方人不这样“欲擒故纵”?迪斯尼塑造的木兰形象,成功地把我们一个经典人物,变得家喻户晓。我们不要老是抱怨他人的塑造“扭曲”了我们的经典,而应考虑退两步进三步,最终把了解的蛋糕做大。木兰电影对于花木兰形象的普及,是再好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译本都无法做到的。这是一个当今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现实。

还有一种考虑,或许和文化背景关系不是太大,而是简单的战术微调。美国很多大学的世界文学课课本,是那种摘选作品的选本(anthology)。这些选本多为美国白人学者所编,他们自然选择自己熟悉的所谓“死去的白人”(deadwhite guys)的作品。中国文学想更多地进入世界文坛,或许更紧要的事项,并非译出更好的《西游记》,而是做好的选本,比如在选本中选入《西游记》中的第一章或者比较典型的《三打白骨精》的章节。没有好的中国文学选本,中国作品和作者还只能在“死去的白人”中争抢有限的位置。

另外一种思路,是与现代思维关联,从中国经典中读出些现代性来。经典作品之所为经典,是因它们具有一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质。我的一位朋友P. J. 拉斯卡(P.J. Laska),是一位哲学家和诗人,也是《道德经》的痴迷者。他提前退休,翻译了《道德经》。他从《道德经》中,提炼出反资本主义的信息来。他认为《道德经》所言的天道和无为,是以自然状态和生态系统,对抗资本主义形态下人对物质的囤积。他从《道德经》中看出了近来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内涵来。如能这样去解读和理解,能让中国经典再次伟大起来。

原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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