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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的“死谏”能否推动高校去行政化

2011年3月23日13时左右,合肥工业大学逸夫楼,该校团委副书记陈刚从十二楼跳下自杀,时年34岁。此前一天,陈刚竞选该校团委书记落败。他在遗书中自述,是因为有人设置了种种反常的程序,用不正当手段拉票,才把他排挤走的。陈刚199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此后留校做辅导员,几番奋斗,于2008年就任该校团委副书记。

读罢这个故事,我感觉背后发凉。陈老师遗书中描述的那种高校生态,我虽已离开多年,但回忆起来,宛如就在昨天。

毕业前夕,我有机会去深圳一家公司实习。当时工资颇高,为月薪五千元,公司挽留我去上班。但本科从安徽一高校毕业的时候,我被保送到另一所高校读硕士研究生,虽是按照成绩保送,但学校的土政策是要定向回母校服务五年,所以我还是按合同规定,老老实实在毕业后,回到了母校。其实那时候我舌头上长出了一血管瘤(几年后才治好),老师说我写东西很好,可“口齿不清”,但母校也不怕误人子弟,坚持要我回去教书。

回去之后,记得工资才五百多块。我作为定向生读书期间,学校领导许诺回去后补发读研期间的工资。等人真回去了,要求兑现,却被当成人肉皮球,在系里和人事处之间踢来踢去,没有人承认。在高校,这种出尔反尔叫人不由愕然。总而言之,我这么一个老实人按照明规则跑回去,遇到一群按照潜规则办事的大小官僚,自然玩不过他们。 这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失误,比如过于相信有关领导口头的承诺。时隔多年,我还把这事情写出来,是希望读到此文的后来者,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不可轻信白纸黑字之外的承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君子的时代。

事实上即便是白纸黑字,有时候也未必管用。根据法律规定,我可以辞职,我也递交了辞职报告,但最后职辞不了,报告也被搁置起来“研究研究”,不知研究了多久都没有下文。在合同法规定的答复期到了之后,我仍未收到任何消息,只好自行出走。几年后,教师职位吃香了,那位人事处负责人居然主动找我,要让我调动。这时我还得付违约赔偿,才能迁出户口和档案。而碰到同样情形,善于利用关系的同事,一分钱没交,学校照样开绿灯放行。

当年的离开,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决定之一。如果接着纠缠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看到陈老师的事件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人生有很多游戏,觉得这个游戏不适合自己,赶紧走,不应接着往下玩。

但转念又想,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想走就走。我那时单身一人,去哪里都行。而有的人已经在一个地方扎下了根,甚至有了在当地工作就学的家小,不是那么容易说走就走的。最好是这个地方会变得越来越好,让有兴趣有能力玩这个地方游戏的人,能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之下行事。

陈刚在遗书中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你敢从面前走吗。我要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我会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

实在天真。据《南方周末》报道,学校在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关闭BBS、删除相关信息。但是纸包不住火,此事终归东窗事发,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学校于是在4月8日发布事件通报。如果要总结中心思想的话,通报的意思是,学校没有责任,一些善后事宜不过是本着 “人道主义精神”去处理。通报甚至说死者家属“吵闹”,仿佛是说他们干扰了校领导的清净。陈刚这种“死谏”,至少在其生前供职的学校,是没有多少效果的。

各位读者还记得涂序新博士么?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涂序新博士,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2009年,涂博士回国三个月后,自杀了。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的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当时我曾经感叹,在行政化的高校,青年教师也成了弱势群体。一个人到了要以死抗争的时候,说明他已看不到希望。当然看不到希望未必需要选择自杀,人毕竟有很多活法。

涂博士去世之时,国内舆论一度纷纷 “反思”高校行政化之弊。近日自杀的是来自行政体系内的陈刚。他的临终遗言描述了其所在高校种种拉帮结派的丑行,让大家瞥见了高校行政体系内部的一幕。

或许他的描述只是一面之词,但校方的声明让我们看到,选举过程非常复杂。这究竟是过程严谨,还是拿民主评议当过场,最终仍是小团体决定?在先前的“民主评议”中,我们看到陈的选票两次胜过对手,最后才在校党委常委会的投票中落败。或许这是陈刚感觉遭到了不公对待的重要原因。

从某个侧面看,这种过程也正说明高校行政部门的职位奇货可居,不然怎会争夺如此激烈?我现在在美国高校工作,感觉行政部门主要是服务部门。我现在供职的地方,我有几次升职的机会,甚至领导让我去申请,我都推掉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局限在那里长处在哪里。我不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另外我也想生活悠闲一点,不要一天到晚累得像死狗,好歹留出点精力来,回头写写译译。和我一样情形的人大有人在。最近我们附近一个高校的一位教授,也是中国人,有个院长还是副院长之类职位让他去申请,他自己就是不干,因为他当科学家一辈子可能贡献更大。我们以前系里的主任,根本找不到人去做,最后大家笑称要通过掰手腕比赛来决定谁当。在美国当”领导“,从名声上影响上自然也不是没有好处,也有人去争,但有同样多的人,即便有条件,也不去争取,乃是因好处和付出不成比例。而中国高校的行政部门,我们能看到,似乎是把精力放到争权夺利的事上,让体系内的人都无从接受,又怎能指望他们为教学和科研创新效力,营造蓬勃向上的学术社区? 这应该说是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否则不致这样。

多年前,孙志刚之死,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陈刚这样的死谏固然不能鼓励。但人死不能复生,若要给死者一个尊重,给生者一个交代,能否请教育部门针对此事专门“研究研究”,最终给高校的去行政化,开一条道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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