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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通过翻译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在外影响日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集体潜意识,让学术界多了一些喧嚣。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通过“文化译介”,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改变中译外被重视不足的问题。确实,目前中国文化还未在海外迈开双腿,来去自由,而更像坐在轮椅上,上坡的时候有人尚需“助推”一把。但战略上的重视,无法翻译成实质性建树。重视文化助推,无助于文化在外的自足发展。
 
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存在人才不足的瓶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曾称,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据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介绍,这百人是指具有中译英定稿能力的译审,不包括教授和外交官。但是即便这样,人才仍然匮乏,由此导致的文化“逆差”一时难以改变[1]。这是一重现实。另外一重现实,是因进入门槛低,大多高校都设有外国语学院或者外语系,乍一看人才济济。国家的各种翻译、外宣基金,都在体制内,经由外语院校和系科承接。此间利益不少,吸引一众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去竞争。
 
有这么多外语系,在培养着大量的人才,为什么还存在中译外人才匮乏呢?一般来说,中译外工作应多由以目标文字为母语的人士承担。当代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表示:“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英国汉学家葛瑞汉也持有类似观点。[2]而在国内翻译界,这也是大家默认的规则。不顾此规律,由非以外文为母语的人士承接中译外项目,大多是土法炼钢,多出废品而非精品。即便一流的国内中译外翻译家,也是内热外冷,作品在外门可罗雀。很多强行翻译成外文的书籍,有的是质量不行,或者得不到潜在翻译者的认可,没有合适的翻译人选。有的翻译项目,则属作者的“虚荣”项目,或单位的政绩工程,是自己掏钱请人翻的。雇主假装出了大钱,翻译假装出了大力,至于质量,大家心照不宣,呵呵了之。
 
改变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逆差”局面,关键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如果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并按对等原则,让其他国家人容易进入中国,双方来去便利,交流频繁,则文化走出去水到渠成,不用助推。与此同时,也可考虑如下策略:
 
第一,欲求送出去,必先请进来。应吸引更多外国人加入中国文学的翻译。现在在中国学习、工作且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比过去多了很多。我们常看到他们作为“白面孔”、“黑面孔”,上电视参加各种节目,成为娱乐对象,这是很可惜的。不如增加拨款渠道和基金,让更多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来参与对外翻译工作。比如爱尔兰文学基金会,就主动设立基金,请人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其做法可供借鉴。
 
第二,以民间交流为主体,减少政府强推。记得 2009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政府也批准了中国学术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大中华文库等出版系列工程。不知在其他地方成效几何,仅从美国看,从网下到网上,中国经典还是冷门偏门。学界对于中国文献的经典,也多沿袭前人定位。说典籍必谈诸子百家和儒佛道。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一些我们认定为好的东西,他人出于种种考虑,漠视甚至排斥。再者,《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版本,不必再三炒冷饭,无端浪费民脂民膏。而刘慈欣这些科幻作家,经过民间渠道,在国外反成了气候。他的《三体》译本,连奥巴马都买来看。这样的传播,是民间自发开展的,不假官方助推之力。
 
第三,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被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陈寅恪、辜鸿铭,在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国外熟知的中国人,如晏阳初,则中国罕有人知。早些年我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地方,看到有人收藏WatchamanNee的书籍,说此人是中国人,我未听说过。后来才知是神学家倪柝声。去亚马逊网站,看到倪的书籍至今很多人在买,在评。如果我们拓展对于“价值观”的认知,为什么不在译介中,“助推”已经可能被外国人接受的倪柝声们的著作?而是非要强推我们认为重要的诸子百家的经典?这里为什么排斥基督教,而尊重儒、道、佛这些中华经典?要知道佛教也来自印度。
 
第四,增加中外合作。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外合作也是好办法。例如中国古代文献,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难看懂。如属中外专家合作,则会产生不同可能。需要警惕的是,文字工作过程漫长,合作的话,也需默契。多少年来,也只有杨宪益戴乃迭这种夫妻搭配比较成功。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如文化界多些涉外婚姻,多些杨宪益戴乃迭那种的男女搭配。当然这种事全靠机缘,也是民间之事。政府能做的,是增加些中外协作,在协作的流程和质量控制上做些文章。如果真认为某作品重要,可以组建团队来翻,让有的人从中文翻译,有的人负责外文的润色,有的人负责回译以验证译文准确性。一些宗教典籍,如《圣经》翻译是通过团队协作方式完成,所产生的和合本译本至今仍被使用。好的团队协作合流程再造,能够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
 
第五,尝试共享翻译。过去的翻译,个人英雄主义流行。读者认标签讲牌子,故而许渊冲有许译,傅雷有傅译。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翻译大部头著作,错漏总归难免。一旦某人的翻译被发现瑕疵,则可能连人带书被通盘否定。水烧到90度,被倒掉,重烧。然后有人装水,再烧到80度,又被倒掉,如此反复。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大师时代,应该有新思维来翻译了。倘能实现模式上的创新,比如像软件开发那样,让后人修订前人错误,增加“补丁”,升级版本,陆续认可所有参与者的功劳,则不废前人努力,有益于逐步改进,则功莫大焉。这种共享型的翻译,个人名声上收益更低,但可以用提高版税方式补偿。民间网站,如“译言”曾有过合作翻译的尝试,不知为何没有大规模拓展开。在这个有共享单车的时代,共享翻译,还是可以继续尝试的。
 
中国文化传向全世界,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也需要国人继续保持谦虚姿态。欲文化自信,需废文化自负。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会同步发展。经济、文化各有规律,未必同步发展。经济的强劲发展,上升的国际形象,最终会强化文化影响力,但这种关联,有一定延后效应,对此需有平常心。即便中译外、外译中再保持逆差五十年,也应有胸襟坦然对待。学习其他文化,师夷之长,并不丢人。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因它有强大的学习力。反过来,若非你情我愿,两情相悦,急躁地“助推”,不过是霸王硬上弓,徒增烦恼而已。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2017年8月14日)
 
[1] 参见李佳佳、宗晨亮“中国稀缺“中译英”人才导致文化逆差”一文,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2008fy/2008-08/07/content_16151870.htm
 
[2] 参见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所撰的文章“中国典籍“谁来译”,http://news.gmw.cn/2017-02/11/content_23695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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