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因投稿，有所更改，重发如下：

我有一友，在上海读博士，近日接到家乡村主任的电话，称其家里的小学校成了危房，需改造，总资金是130万，县财政、镇财政和村里按比例出。但是拨款的时候出现了踢皮球，县财政拨款之前，要镇里先出；镇里说财政没钱，于是把困难留给了村里。村里商议下来，让每个村民付50元，还要从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捐款，于是就找到了他这个考出去的大学生，开口就要上万。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博士生哪里能随意拿出这么多钱？于是他发博客称，“我来助学，谁来助我”。他自己也是一位教育研究者和教改的倡导者，曾多次参与教改项目。他质问：为什么这种费用，需要靠个人捐款来解决？

如果是我，这钱我是不会去捐的。这里我们不妨先打个比方：香港演员吴孟达过去吃喝嫖赌，负债累累，结果跑去找当时发迹了的同学周润发借钱。周润发一分钱不借，吴孟达很是生气，但是也无奈，只好发愤努力，经过四年时间，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钱还清。后来吴孟达再次见到周润发，连声道谢，因为如果当初发哥心一软，把钱借了，吴孟达还会浪荡下去。

我想教育捐款也是一个道理。捐款是好事，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但是捐款如果过程糊涂，去向不清，或是导致该负责的人继续不负责，那么还不如不捐，而应采取别的方式，去施加影响。

去年早些时候，卢旺达总统到笔者所在学校发表演讲，引用中国谚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0年年末，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再次引用了这句中国谚语。在国际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外界都认为中国是极其重视教育的国家。美国的教育危机呼声四起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在“穷不丢书” 的传统之下，在家庭的小环境里，大部分家长是重视教育的。但是在大环境里，结构性的冷漠、低效和失衡几乎无处不在。比如上海的考生在国际比赛中力拔头筹的时候，我朋友老家的校舍危房改造，居然要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捐款的方式来解决。在我看来，这是解决教育资金缺口问题的下下策。

中国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办奥运，办世博，对外耗费巨资推广汉语。友邦人士，都对这种财大气粗莫名惊诧。那么为什么教育的钱却总是缺口？ 写下此文的标题时，我发觉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由这个问题成为老生常谈？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是1993年就已经提出来的，但迄今未实现。教育资金的缺口是空前的。

从什么时候起，中小学危房改造、乡村图书馆建设之类基本民生的事情，能不去向我这位朋友一样的工薪阶层伸手？当然，如果个人有实力，主动去做这种事情则另当别论，但不能因为主管部门的失职，而希望老百姓去埋单，没有这个道理，因为老百姓已经通过税收的渠道，为教育做出了贡献，没有道德义务继续投资。

2008年，四川大地震期间，多少校舍倒塌，当时社会舆论哗然。痛定思痛，人们都希望日后的校舍建设符合质量标准一些。而今汶川的中学校舍或许能抗强震了，但其他地区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各级政府仍不能有效管理，给足投入，而把投资的责任推向民间，这和2008年前的情形有什么两样？难道真如萧伯纳说的那样：我们从历史里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吸取任何教训吗？

因此，在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之前，我建议我那位朋友跟发哥学，对这种捐款要求一概置之不理。吴孟达当时债主逼上门，没钱付账，只好任由法院宣布其破产。破产期间，他不可以购置产业，甚至打车都不可以。再借用一下这个比方，如果财政的钱，连支付中小学危房改造都不可以，那么所在地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应为破产。在这样的“破产”期间，除了支付基本工资之外，什么别的建设和开销都不可以有。这样如何？

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拿孩子来豪赌，如果各级政府拿孩子来开玩笑，对老百姓进行道德绑架，那么就更不合理合法，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走到这种地步。事关孩童，但愿分管教育拨款领导的血管里，也一样“流淌着道德的血”。当然光靠这种道德呼吁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如今正在两会期间，我希望代表们少提一些哗众取宠的提案，而去关注一下这些实际问题，把教育拨款的不足问题，提到立法层面上来解决。在美国，教育的拨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渠道实现的，而不是靠政客忽冷忽热的善心。因此，我也希望有相关的法律出台，保证教育投入的优先、到位、公平和高效利用。最终我们希望，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能有效改变，让上海、北京的孩子能享受到的条件，属一国公民的山东、河南、安徽的孩子一样享有。若能做到这样，人们不再汹涌挤向资源充足的大城市。其时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人口无序流动等诸多社会问题，何愁不解？

《新金融观察》2011年3月21日，总28期 转发至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