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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

我本应1990年参加高考的。我那时就读于安徽桐城中学。“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学校校风良好,纪律严明。学校出过美学家朱光潜、文化部长黄镇、作家舒芜等。我们那时理科吃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背景,到今天,重理轻文的传统还根深蒂固。而今,同学群里文科生一张口,理科生就摩拳擦掌,修理“文科傻妞”的浅薄,嘲弄“伪公知”的情怀。
 
不过理科同学确实也人才辈出。而今把天舟一号送上天的航天“快递小哥”程堂明和毛万标,都是桐中人。我们那一届可能是桐中最巅峰的一届。同学中多人斩获全国物理、化学、数学竞赛的奖项。其中段路明、吴筱益等已成学界泰斗,有的已成业界栋梁。当然了,和我一样,大部分人没这几位那样过劲,勉成了国器,但没人因贪污、腐败遭双规,也没人因伤人、嫖娼被抓捕。大家无非是上有老下有小,撑着家庭,养着孩子,日子平平淡淡,清流见底。百分之八十幸福安康,加上百分之二十鸡飞狗跳,在我看来,也就可以了。
 
高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桐城当时经济并不发达,除县城(我们叫“城关”)的学生外,大多数是农家子弟。进校时我们有一段时间还用粮票。为了省着用,大部分人周末回家带些可以存放的咸菜。日后不管同学多发达,跑到了什么地方,很多人仍把稀饭咸菜当成安慰食品。后来食堂师傅让我们自己带米换饭票。我经常骑个锈迹斑斑的永久自行车,跑三十里地去上学,米袋扛在车后座上。有一次袋子被车擦破了,骑一路米洒了一路,好比在捕鸟。发现后大恸,对自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我们高三一共七个班,五个理班,两个文班。我在文班。高考之前三天两头模拟考。当时并无光电阅读器。老师不知是用香还是烟,给答题卷上的正确答案烧出洞,罩在答题纸上快速批改。一个班大约有五十多人。考完了谁考怎样,消息不胫而走,竞争火爆。关于应试的部分,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我最怀念的是我们良好的师生关系。我们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彭安全。同学思想出问题,他去做工作,没有不服他的。论体力,他是体育老师。论魅力,人家高大帅。论人品,彭老师在同事中口碑极好,和师母一辈子都不红脸。我们中间有矛盾了,他往宿舍两张床中间一站,立刻宝塔镇河妖,让同学偃旗息鼓。语文老师刘盛磊 —— 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 极有才气,动不动教我们吟诵古诗文,如《归去来兮》,别班有人后来问我们班出了啥事,为啥念不像念,唱不像唱,五音不全,集体在嚎叫,我们于是摇摇头,鄙视着他们的没文化。地理老师胡邦彦和我们情同哥们,说完了大气环流北回归线,下了课就靠双杠上跟我们唠嗑。印象中的历史老师黄祥林,总是围绕着操场跑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我们一直搞不清他的历史知识和长跑实力,哪一个更强,哪一个更亮。黄老师特喜欢跟我们讲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弃舰逃跑的事。有历史学家说方伯谦一事是冤案,这是后话。但由于方伯谦和我名字像,一说起来,很多同学便朝我看过来,挤眉弄眼,跟我嘿嘿,害得我位卑未敢忘忧国,总为甲午战争失败内疚。
 
我们英语老师张恩怀,成天跟我们说学外语的好处,还拿我们一个在央视工作的外语专业学长跟大伙儿做例子。张老师语速极快,成天把我们激励得像吃错了药一样。张老师的教学是极好的。当时我们文理虽已分班,英语却总在统考。一考起来,总是他教的两个文班最强。当时胡龙彪的语法总比我好,连老师遇到问题都问他的意见。而我总是阅读理解和写作强。论总分,每次不是胡龙彪第一,就是我第一,几无悬念。胡龙彪高考以英语全县第一的成绩,上了北大,再后来去了英国,如今生活在剑桥。当初同一个张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如韩复榘说的那样,如今说着七八国的英语。我估计在老胡的世界里,世上只有两种英语,女王英语和各种使用错误 —— 包括我们这里说的Howdy, y'all。不过堤内损失堤外补,德州牛排就是比英国炸鱼和薯条(fish and chips)味美。当然,两个加一起也比不上山粉圆子烧肉。
 
高考前班级排名每周都在进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大部分人成了终生好友。即将到来的高考,带来的沉重压力,和旺盛的荷尔蒙,我们是用体育来消解的。老师给我们打的鸡血就是:“等你上了大学,可以天天去打球。”大家晚上跑操场打球,拉单杠。我们宿舍十个人,按照引体向上的数量排了座次,分一号二号三号。有时候为了图个安静,我班自主培养的侠客们飞墙走壁,翻越学校围墙,去隔壁党校小松林看书。
 
从高二开始,练气功就热门起来。我们宿舍的汪忠—— 现在是湖南大学管理教授 —— 一有空就在宿舍拉起蚊帐打坐。他人被高考折腾得瘦如皮猴,此公逆生长,越接近高考越红光满面。我们认为练功自己这么瞎练,没有名师指点,走火入魔是肯定的。我们就好比睡觉时被楼上第一只扔下的靴子吵醒的人一样,惴惴不安地等着汪某走火入魔。汪某貌似走火入魔了一辈子:至今,激情仍燃烧着他的岁月。他每天思维亢奋,不知发多少帖子,抒发各种感慨,传达马云思想,教授创业方法。他的排版总是那么地一塌糊涂,却明知故犯,屡教不改。至于气功么,由于常被本人隔屏发功修理,丫内功全废了。
 
成绩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数学总发挥不稳定,这让前途不确定性大为增加。高考毕竟是要看总分。后来有了一个机会,学校可以保送班级前十名的学生上师大,我就报了名。感觉自己强项应是英语,于是报了外语系。外语系要求面试。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我们县,去大学面试。面试前遇到一个外语系老师,说私下告诉你,我们原则上不倾向招桐城人,你们方言太重,普通话都讲不好,不要说外语。面试貌似是为了拒绝。不过这一头冷水,倒卸掉了我的负担。最终不要我是正常的,大不了我回去考。如果要我,那可是白赚。
 
给我面试的包括系主任顾永年老师,一个擅长摄影的俄语老师,用英语给我提问,让我用英语回答。可怜的顾教授,可能是被 “来”“奶”不分的口音整怕了,一再考我light和night,想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无可救药。我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而且那一届我们学校外语系英语49个人,招了桐城9个,从原则上不同意,到大放水了。
 
就这样,我提前结束了高考。有人感叹我的潜力,为我惋惜,说要去考,说不定可以考个更好的学校。不过谁知道,可能我什么学校都考不取。这种考试,实在是高风险考试,一考定终身。至今想来仍觉心惊肉跳。时隔多年,我仍然觉得,学习的事情不必豪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后来在安徽师范大学,遇到了一些极其出色的老师。如果说有什么不对劲的话,是我那次一试定终身的面试,只不过是一次demo。正版上市后,我们(尤其男生)普通话果然糟糕透顶。当然,本人勤学不辍,不久,就能用普通话的四声,一本正经地吐出方言里的用词了。人们忍无可忍,说你说英语都比你说普通话好懂些。这么一激,我就想人生苦短,前鼻音后鼻音都见鬼去吧。
 
后来我又有机会,被保送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同样躲过了我的某个跛腿学科。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老师推荐我,纯属爱惜学生。我感谢这些好老师,也感谢家人尤其是老父亲的支持。人生乃放长线钓大鱼,我错过了大考,却完成了教育。我没有写过高考作文,以后却成了报刊写手,经常要和高考一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文。别人高考考一次,我是摇匀了学一生。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7年6月22日),本文又添油加醋了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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