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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凑研究型大学的热闹  

时下中国人第一次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照说应该高歌猛进地来倡导研究。但是我觉得高校生态环境的不良,更大原因是在于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教书育人,人们在各自为政低做自己的一摊子事。但愿我接下来可以唱点反调,倡导一下教书育人。再说了,刚获诺奖的屠呦呦据说也是一篇SCI的论文没有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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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将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的主题是“为成效而投资:优质教育成就可持续、包容性发展”(Investing for Impact: Quality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Inclusive Growth)。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美国,上大学的高昂成本扼紧了的中产家庭的喉咙,打压了中低层家庭子弟上升的空间,故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政治卖点是让上大学的费用变得更低廉。在中国,高昂的学费,渺茫的就业机会,使得上学无用论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而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文盲率都还高居不下,教育基本投入都还是奢侈。

教育不仅是国家的投资,更是普通家庭的投资。除了经济帐之外,有形无形的产出也需要我们去思考。在很多地方,教育不再是撬动命运的杠杆。除了政策环境等因素之外,这种失败, 也和高校自身定位有关。

包括一些普通高校在内,高校逐渐都在重科研轻教学。校际竞争成了“纸上谈兵”,亦即看谁的“纸”(paper)上产量最高,被引用最多,影响最大。晋升与职称、名誉与地位,则和“科研”、“项目”联系在一起。教师成了高等教育界形形色色的项目经理。不会“来事”,不去或者不能争取项目,发表论文,而却能把书教的好的人,有些被迫走路。不管那些科研成果是不是泡沫,发表后有无影响,大家都在竞相成为“研究型”大学。科研固然重要,但是教育失去了它最为宝贵的传统,亦即教书育人。在这些学校,教书成了次要的事,甚至成为一种糊口基本保障手段。

我有幸现在到了一个教学型的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才慢慢感觉和教育的传统对接了起来。在我们的学校,研究也被尊重,但很多老师最大的诉求就是教书、育人。学校的环境非常宽松,能够允许这些人的存在,甚至制造机会,使之成为更好的老师。

由于真正以学生的成长为本,学校希望引入的老师能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很多专业弹性用人,不再把“最高学位”当成硬指标。学生未必需要在某个领域钻得很深的人,而希望老师在自己学科里有广博知识,且能和现实无缝链接。在一些职业性专业尤其如此,比如我们护理专业就有临床多年的护士担任教职。理疗专业的师资有来自附近医院,有着二十多年从业经验。

这些师资或许只有硕士学位,但他们理论上可能的欠缺,则被其他老师所弥补。换言之,老师不是一个个单兵作战,而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着不同优势的老师,一切协作着在教。这种“团队教学”的课程,迫使老师经常一起切磋,以行业的认证需求、现实需要和学生的期望,而不是个人的研究兴趣,来左右教学。这种团队教学,很像过去“教研组”的教学模式,在很多中小学有。到了高校,老师们由于一心科研,无心交流,倒是在各打各的算盘了。

在以教学为主要侧重的学校,教师自然要打磨自己在教学上的技艺,希望有机会去影响自己接触的每一个学生。我的单位是学校的亚当斯教学中心,在这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组织各种教学交流和切磋的活动。比如我们组织各种读书会,阅读的书籍包括《有粘性的学习》(Peter Brown, Henry Roediger III and Mark McDaniel)、《教的勇气》(Parker Palmer )等直接和教学相关的书,有的则是关于种族和社区发展—— 这些外围的书,可帮助阅读的老师自己摆正三观,好去教书育人。

另外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是我们有一个“教育大师”项目(Master Teacher Program), 让一些教学上得到学生认可,课堂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生担任培训和辅导老师,辅导新进入学校的新老师,大家有时候集中交流,有时候分散辅导,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教大课,如何开展高效的测评,如何有效地使用外部资源等等。项目每一期持续两年,如同教师的“黄埔军校”,最终使得每一个老师都接受了大量教学法和教学实践上的培训,大家不再是“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的学者。

其他培训和辅导的内容还包括:如何有效地使用各种技术,开展各自的教学;如何开展“翻转课堂”实践;如何针对国际学生组织,调整教学策略,等等。这些教师发展资源的存在,对于学校一些项目的成败,有着关键的影响。听一位在国内外语教育领域任职多年的朋友介绍,2002年教育部也曾部署四大教育出版社开发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内外语系使用。曾经有200多个高校专业进入试点,最后不了了之。除了由上而下的改革自身存在问题之外,试点学校缺乏资源配合也是关键原因。在我们学校,新技术运用应接不暇,可是我们在发展与训练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新技术才能站稳脚跟。 这种培训和发展活动,也渐渐形成了教师的社区。使得教师有机会走出各自的院系,通过教学交流,不再封闭。优秀教学实践也因此迅速传播。

老师们自己为了影响学生不惜代价。开学之初,很多老师专门花时间,借助学校内网上的学生照片,去认每一个学生,保证在路上看到,也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这种个人化的关注,使得每一个学生感觉受到尊重和重视。我最近遇到一个老师叫罗德尼。他班上有一位新来的中国学生,上课很多地方听不懂,可是他又不能降低语速,让其他美国同学感觉奇怪。于是他每周约这中国学生,给他单独提供两小时的辅导,让其能彻底掌握自己所讲的内容。这种真心对待学生的做法,也给学校带来良好的回报。在校时学生得到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注,毕业后校友对学校忠诚度非常高。我们一些重大项目的捐款,常常能提前、超额完成目标。

为了学生,高校不应该把精力用在科研上,一味追求科研成果。学生付出宝贵青春,家庭支付巨大代价,不能让学生到了学校,只是成为老师敷衍教学的牺牲品。诚然,理论上说,老师的科研可以反哺教学,但“不发表则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已经走火入魔,让教师追求和学生需要严重脱节。是重新反思、破除研究型大学迷思的时候了。家长也应擦亮眼睛,不要盲目追求名校,你希望孩子在一个学校读了四年书,但没有一个老师记得吗?在研究型大学,学生可能被当根草,唯有转变角色,重新关注教书育人,把学生当成宝,被人哀叹已久的高校风气才能得到根本好转。

原载于《外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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